她改嫁那天，我叼着奶瓶送她出嫁

阿娘嫁给阿爹第三年，生了我，阿爹进山再没回来。村里人都说她命硬，克夫。她没辩驳，

只是每日天不亮就上山砍柴，下地种粮，用瘦弱的脊背把我背大。我八岁那年，

村东头的陈木匠托人来提亲。陈木匠是个鳏夫，人老实，手艺好，

家里还有三间亮堂的青砖瓦房。媒婆唾沫横飞：桂枝啊，一个女人带个娃太难了，

陈木匠不嫌弃你，还愿意养大妞，这是天上掉馅饼！阿娘摸着我的头，沉默了很久，

对媒婆说：容我想想。那天夜里，我听见阿娘在灶房压抑的哭声。第二天，她红着眼睛，

把我叫到跟前，蹲下身，看着我的眼睛：大妞，阿娘……想给你找个爹，行吗？

我盯着她红肿的眼，把嘴里舍不得吃的最后半块红薯干塞给她，用力点头：行！

阿娘高兴就行！阿娘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抱着我，呜呜地哭了。出嫁那天，

阿娘穿上了唯一一件没有补丁的蓝布褂子，头发梳得光光的。陈木匠赶着驴车来接，

脸上带着憨厚的笑。按照规矩，我这样的“拖油瓶”不能跟去，要留在老屋里。

阿娘一步三回头，陈木匠催了几次。就在她要爬上驴车时，我忽然冲回屋里，

抓起早上阿娘给我冲的、还没喝完的米汤奶瓶，又冲出来，跑到驴车边，踮起脚，

把奶瓶塞进阿娘手里。然后，我当着全村人的面，用最大的力气喊：阿娘！你好好过日子！

不用惦记我！我有奶喝！阿娘愣住了，看着手里的旧奶瓶，

又看看我脏兮兮却异常认真严肃的小脸。下一秒，她猛地把我搂进怀里，放声大哭。

陈木匠脸上的笑容僵住了。最终，那天阿娘没有上驴车。她一手牵着我的手，

一手攥着那个空奶瓶，对愣住的陈木匠和媒婆说：对不住，陈大哥。我想明白了，

我和大妞，我们娘俩……自己能过。她的声音不大，却像山风一样，刮过了每个人的脸。

桂花开的时候，阿爹进的山，再没回来。村里的老人都摇头，说后山那片老林子邪性，

早年闹过长毛，后来又有土匪藏过，瘴气重，野兽凶，不是老猎手，轻易进不得。

阿爹不是猎手，他是个走村串乡的货郎，那次进山，是听说山里新起了个炭窑，

想去收点便宜皮货和山珍。阿娘等啊等，从桂香等到雪落，从河开等到蝉鸣。

货郎担子没回来，人也没回来。村里组织人进山找过两回，只寻回来半截磨烂了的扁担，

和一个摔变了形的铜铃铛，挂在老槐树上，风一吹，叮叮当，声音空落落的，像叹息。从此，

村里人看阿娘的眼神就变了。先前是羡慕，赵货郎能干，媳妇桂枝长得俊，虽然瘦弱些，

但手脚勤快。后来是同情，年纪轻轻守了寡，还带个奶娃娃。再后来，

那同情里就掺进了别的东西，窃窃私语像秋天的蚊子，嗡嗡地，赶不尽。“命硬啊……克夫。

”“赵货郎多精壮的一个人，说没就没了。”“带着个丫头片子，往后日子可咋过？

”阿娘很少出门，除了下地，就是闷在家里。她变得更瘦了，颧骨凸出来，眼睛显得很大，

里面总像是蒙着一层洗不干净的雾气。但她脊梁挺得直直的，抱着我，走在村里石板路上，

从不低头。有人当面念叨，她就当没听见；有人假意宽慰，她也只是点点头，不说话。

我是在阿娘背上长大的。她的背不宽，甚至有些硌人，但很稳当，很暖和。天不亮，

她就把我用旧布带捆在背上，上山砍柴。柴刀砍在树干上的闷响，山风吹过林梢的呜咽，

还有阿娘微微的喘息，是我最早的记忆。砍够了柴，背下山，堆在院子里晾晒，

她又扛起锄头下地。家里那两亩薄田，靠她一个人刨食。播种，除草，浇水，

收割……她像个不知疲倦的陀螺，从早转到晚。我的吃食很简单，米汤，红薯，

偶尔有个鸡蛋，阿娘总是省给我。她自己常常就着咸菜啃冷硬的窝头。晚上，她就在油灯下，

缝补破旧的衣服，我的，她的。针脚细密，一件衣服能补丁摞补丁，穿好几年。

我们住在村尾山脚下两间低矮的土坯房里，是阿爹当年攒钱盖的。夏天漏雨，冬天透风。

窗户纸破了，阿娘就用旧布糊上。屋里除了一张吱呀作响的木床，一个掉了漆的木头柜子，

一张瘸腿的桌子，再没别的像样东西。但阿娘总是收拾得干干净净，地上扫得不见灰尘，

破瓦罐里插着从山脚采来的野花，虽然蔫蔫的，到底有点活气。我慢慢长大，能跑能跳了，

就成了阿娘的小尾巴。她砍柴，我就在附近捡松果，挖野菜；她下地，我就在田埂上捉蚂蚱，

扑蝴蝶。我不太爱和村里别的孩子玩，他们有时会学大人的样子，冲我喊“没爹的野丫头”，

或者朝我扔小石子。阿娘知道了，也不说什么，只是晚上搂着我睡觉时，

会把我冰凉的脚丫捂在她怀里，哼一支没有词的、调子很软的曲子。日子像村边那条小河，

沉默地流着，清苦，却也平静。我以为，我和阿娘会一直这样过下去，直到我长大，

挣很多工分，盖大房子，让阿娘享福。我八岁那年秋天，村东头的陈木匠托了王媒婆来家里。

陈木匠我知道，四十出头，是个鳏夫，前头的老婆生病没了，没留下孩子。

他在村里算是个能人，会木工活，打的家具结实好看，家里有三间新起的青砖瓦房，

还养着一头驴。人长得敦实，话不多，见了人总是憨憨地笑。王媒婆是村里有名的巧嘴，

那天她穿着一身簇新的蓝布衫，头上抹着桂花油，香喷喷地进了我们冷清的小院。

她拉着阿娘的手，坐在门槛上，唾沫星子喷得老远。“桂枝啊，不是婶子说你，

你这日子……太难了！”她拍着大腿，“一个女人家，带着个女娃，没个男人帮衬，

地里活儿谁干？重担谁挑？冬天冷炕头谁暖？你还年轻，总不能就这么守一辈子吧？

”阿娘低着头，手指无意识地抠着衣角上一个补丁的边缘，没吭声。“陈木匠那人，

你是知道的，老实本分，手艺好，家里有房有驴，日子宽裕。他前头那个没福气，

他一直想再找个知冷知热的人。”王媒婆凑近些，压低声音，却故意让我也能听见，

“他不嫌弃你……带着个女娃。说了，只要你愿意，大妞他也当亲闺女待，养大，将来嫁人，

他出陪嫁！”“桂枝，这可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啊！错过这村，可就没这店了！

村里多少寡妇姑娘盯着呢，陈木匠就相中了你老实勤快！”王媒婆说得口干舌燥，

端起阿娘给她倒的白开水，咕咚喝了一大口。阿娘一直沉默着，像一尊泥塑的菩萨。

直到王媒婆把好话说尽，眼巴巴看着她，她才极慢极慢地抬起头，眼睛没有看媒婆，

而是看向了蹲在院子里玩泥巴的我。阳光有些刺眼，我眯着眼睛，也看着她。

阿娘的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很久，久到王媒婆脸上的笑容都快挂不住了。然后，她轻轻开口，

声音有点哑：“容我想想。”王媒婆如释重负，又说了几句“好好想，尽快回话”之类的，

扭着身子走了，留下一院子的桂花油味。那天夜里，我睡得迷迷糊糊，

被一阵极其压抑的、细碎的呜咽声惊醒。声音是从灶房传来的。我光着脚丫，悄悄下床，

扒着门缝往里看。灶膛里还有一点未熄的余烬，闪着暗红的光。阿娘背对着门，

坐在冰凉的小板凳上，肩膀一耸一耸的，头埋得很低，手紧紧捂着嘴，

但那哭声还是像破旧风箱漏出的气，丝丝缕缕地挤出来，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凄凉。

她没有发出大的声音，只是那样压抑地、绝望地哭着，

仿佛要把这些年所有的委屈、艰辛、孤独，都哭进那冰冷的灶膛灰烬里。我站在门后，

看着阿娘颤抖的背影，脚底板传来青砖地刺骨的凉。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揪住了，又酸又胀。

我想进去，像她平时哄我那样拍拍她的背，可是脚像生了根，动弹不得。我就那样站着，

直到阿娘的哭声渐渐低下去，变成断断续续的抽噎，然后归于沉寂。她抬手，用力抹了把脸，

站起身，吹熄了灶台上那盏如豆的油灯。我赶紧溜回床上，闭上眼睛装睡。不一会儿，

阿娘带着一身夜露的寒气进来，轻轻躺在我身边。她身上有柴火灰和眼泪混合的味道。

她伸出手，把我往她怀里搂了搂，冰凉的指尖碰了碰我的脸颊，然后就不再动了。那一夜，

我睁着眼睛，看着屋顶漏进来的惨淡月光，很久很久都没有睡着。第二天，

阿娘的眼睛红肿得像桃子。她像往常一样早起，生火，煮了一锅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米汤，

又把最后半块硬邦邦的红薯干掰成两半，大的那块塞给我。我们坐在瘸腿的桌子旁喝米汤。

屋里很安静，只有吸溜米汤的声音。喝完最后一口，阿娘放下碗，用袖子擦了擦嘴，然后，

她蹲下身，平视着我的眼睛。她的眼睛还很红，但眼神却很认真，

甚至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近乎祈求的神色。“大妞，”她叫我的小名，声音干涩，

“阿娘……想给你找个爹，行吗？”她停顿了一下，似乎怕我不懂，

又补充道：“就是……就是陈木匠，昨天媒婆说的那个。他……他说会对你好，供你吃穿，

供你长大……阿娘，阿娘也想……日子能好过点……”她越说声音越低，眼睛不敢看我，

手指紧张地绞着洗得发白的衣角。我看着她，

看着这个生我养我、用瘦弱的肩膀扛起我们娘俩所有苦难的女人。看着她红肿的眼睛里，

那份深藏的疲惫、挣扎，和一丝微弱的、对“好日子”的向往。

我想起昨晚灶房里那个压抑哭泣的背影。我手里还捏着那半块舍不得立刻吃完的红薯干，

这是阿娘从自己嘴里省下来的。我低头看了看红薯干，又抬头看了看阿娘。然后，我伸出手，

把那半块红薯干，塞进了阿娘因为紧张而微微张开的嘴里。阿娘愣住了。我用力点头，

用我能发出的最响亮、最肯定的声音说：“行！阿娘高兴就行！”阿娘看着我，

眼睛猛地睁大，嘴里的红薯干似乎忘了咀嚼。下一秒，大颗大颗的眼泪，

毫无预兆地从她红肿的眼眶里滚落下来，划过她消瘦的脸颊，滴在陈旧的地面上。

她一把将我紧紧搂进怀里，把脸埋在我瘦小的肩头，终于不再压抑，

呜呜地、像个孩子一样放声大哭起来。滚烫的泪水浸湿了我的肩膀。我也伸出细细的胳膊，

环住阿娘的脖子。阿娘的骨头硌得我有点疼，但我没松手。那一刻，我好像忽然懂了，

阿娘说的“好日子”，不仅仅是有饭吃有衣穿，也许，更多的是不用再一个人咬着牙硬撑，

是在漫漫长夜里，有个可以依靠、可以分担的厚实肩膀。婚事很快定了下来。陈木匠很高兴，

送来了两块花布，一包红糖，还有一小袋白面。这在村里算是很体面的聘礼了。

阿娘用花布给我缝了件新褂子，剩下的给她自己做了件出门穿的蓝布褂子，

是她最好的一件衣服，一个补丁都没有。出嫁的日子选在了一个天气晴好的早晨。

阿娘起得很早，对着那面模糊的破镜子，把头发梳了又梳，最后在脑后绾成一个光溜溜的髻，

用一根新买的、裹着红线的木簪子别住。她穿上那件蓝布褂子，褂子有些宽大，

更显得她身形单薄。脸上没什么血色，她犹豫了一下，

还是用手指蘸了点过年剩下的、早已干硬的胭脂，在唇上轻轻抹了抹，总算有了点喜气。

陈木匠赶着驴车来了。驴脖子上系了条红布，车板也擦得干干净净。

陈木匠自己也换了身半新的深蓝色褂子，脸上挂着憨厚满足的笑容，见了围观的村邻，

就拱手作揖。按照我们这儿的规矩，像我这样的“拖油瓶”，

是不能跟着新娘子一起去夫家的，得留在原来的家里，等“那边”安顿好了，

或者等以后“那边”愿意接了，才能过去。这是老规矩，怕带孩子过去冲了喜，

也怕孩子不懂事闹腾。王媒婆早就叮嘱过阿娘，也跟我说过。阿娘昨天夜里，

一边给我整理她那几件少得可怜的、要带走的旧衣服，一边红着眼睛跟我说：“大妞，

你先在家待两天，阿娘过去了，安顿好了，就……就求陈叔接你过去。你乖乖的，别乱跑，

锅里有煮好的红薯，饿了就吃……”我点点头，没说话。我知道，阿娘这一去，

就是别人家的人了。我们的破土坯房，以后就只剩我一个了。院子里挤满了看热闹的村邻，

指指点点，议论纷纷。有说阿娘好福气的，有说我可怜的，也有等着看好戏的。

阿娘提着一个小小的、打了好几个补丁的蓝布包袱，那是她的全部家当。她走到院门口，

陈木匠笑着伸手要扶她上驴车。阿娘却回过头，看向我。我站在门槛里，

身上穿着她新缝的花褂子，手扶着门框，也看着她。阳光有些晃眼。阿娘的眼睛又红了，

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终却只是对我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大妞……”她声音哽咽。陈木匠在一旁温声催促：“桂枝，上车吧，时候不早了，

还得回去拜堂呢。”阿娘又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像是要把我刻进骨头里。然后，

她慢慢转过身，伸出微微颤抖的手，扶住了驴车的车辕。

就在她一只脚要踏上车板的时候——我忽然动了。像只受惊的小兔子，我猛地转身冲回屋里！

屋里光线昏暗，我一眼就看见了早上阿娘给我冲好、我因为心事重重只喝了几口的米汤奶瓶。

那是个缺了口的旧陶罐，绑着布条当把手，是我从小用到大的。我冲过去，

一把抓起那个还有小半罐米汤的旧奶瓶，又旋风一样冲回院子里，在所有人惊愕的目光中，

跑到驴车边，努力踮起脚尖，把那个沉甸甸、温乎乎的旧奶瓶，

不由分说地塞进了阿娘刚刚扶住车辕、还没收回去的手里。陶罐粗糙的表面，

蹭过阿娘冰凉的手指。阿娘完全愣住了，下意识地握紧了奶瓶，

低头看着手里这个再熟悉不过的东西，又抬起眼，看向我。我仰着小脸，

脸上还挂着不知道什么时候流出来的鼻涕，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阿娘，然后，

我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朝着她，也朝着满院子看热闹的人，

用我能发出的最响亮、最清晰的声音，一字一句地喊：“阿娘！你好好过日子！不用惦记我！

我有奶喝！”最后一个字喊完，我喘着气，胸脯一起一伏，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阿娘，

仿佛完成了一件天大的、郑重无比的嘱托。整个院子，瞬间鸦雀无声。风吹过老槐树，

铜铃铛叮叮当响了几声。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阿娘手里那个粗糙的旧陶罐奶瓶上，

聚焦在我脏兮兮却异常严肃执拗的小脸上。阿娘看着手里的奶瓶，又看看我，

嘴唇剧烈地颤抖起来，眼睛里的水光迅速凝聚，然后，大颗大颗的泪珠，断了线似的滚落，

砸在陶罐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的湿痕。下一秒，她像是被什么东西重重击中了心脏，

猛地松开扶着车辕的手，踉跄着转过身，一把将我狠狠搂进怀里！力道大得我差点喘不过气。

她把脸埋在我细弱的肩颈处，终于不再压抑，放声大哭起来！

那哭声不再是昨夜灶房里的压抑呜咽，

而是撕心裂肺的、仿佛要把所有委屈和挣扎都哭出来的嚎啕。

“大妞……我的大妞啊……阿娘对不起你……阿娘对不起你啊……”她哭喊着，

滚烫的泪水迅速浸透了我新褂子的肩膀。陈木匠脸上的憨厚笑容彻底僵住了，

他伸出的手还停在半空，脸上青一阵白一阵，看着抱头痛哭的我们娘俩，

又看看周围神色各异的村邻，尴尬得不知所措。王媒婆也傻眼了，反应过来后，

急得直跺脚：“哎哟！桂枝！你这是干什么！吉时都要过了！快别哭了！赶紧上车啊！

”可阿娘像是没听见，她只是紧紧抱着我，哭得浑身发抖，仿佛一松手，我就会消失不见。

哭了很久，直到声音沙哑，眼泪似乎流干了，阿娘的哭声才渐渐低下去，

变成断断续续的抽噎。她慢慢松开我，用袖子胡乱擦了把脸，脸上眼泪鼻涕糊成一团，

新抹的胭脂也早就花了，看起来狼狈不堪，可那双红肿的眼睛，却像是被泪水洗过，

亮得惊人。她紧紧攥着那个空了的旧奶瓶，另一只手，用力地、牢牢地握住了我的小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