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沙中的守望者》

1978年的春天，巴丹吉林沙漠的风裹着沙粒的粗砺，

刮过民勤一中那片坑洼的土黄色操场。陈建国倚在掉漆的木质篮球架旁，

眯起眼望向西边——天空正烧着一片橙红的云，像泼翻的熔金。他掌心微微沁汗，

攥着的那张水彩纸，是省了半个月早饭钱换来的。“建国，你快看！”林秀兰小跑着过来，

两条乌黑油亮的辫子在身后一跳一跳，像沙漠里难得一见的雨燕，带着点鲜活的劲儿。

她手里扬着一张薄薄的电报纸，声音里满是抑制不住的雀跃：“初试过了！北京舞蹈学院！

”她眼里的光，亮得像青土湖夏天最深处的泉水，清凌凌的能照见人。陈建国喉结滚了滚，

把攥紧的水彩纸递过去，声音有点发紧：“给你画的。

”纸上是用最便宜的十二色水彩涂就的肖像：少女立在沙丘之巅，裙摆被风掀得高高的，

身后是模糊的绿洲剪影。技法虽显稚嫩，颜色却大胆得很——天空是梦幻的紫，

沙丘是暖融融的金，唯有少女的脸庞，涂着细腻的、带着生命光泽的肉粉色，

像刚晒过太阳的苹果。秀兰的指尖轻轻拂过纸面，指腹蹭到未干透的颜料，

声音软得像棉花：“你怎么把我画得……这么好看呀？”建国赶紧别过脸，耳根子烫得厉害。

远处传来上课的预备铃，悠长又苍凉，像这片土地从喉咙里发出的叹息。那天傍晚，

他们偷偷逃了最后一节自习课，爬上学校后面的老城墙。

夕阳正缓缓坠向腾格里沙漠连绵的沙海，天地间漫开一片浑黄与橙红交织的光晕，

把两人的影子拉得老长。“我查过了，”建国抬手指向东南方向，声音里带着点刻意的镇定，

“从民勤到兰州，坐长途汽车得十一个小时；从兰州到北京，火车要跑三十六小时呢。

”“然后呢？”秀兰侧过头看他，睫毛上落着细碎的金光，像撒了一层星子。

“然后你去跳舞，我去学地质。”建国从怀里掏出一本旧书，封面印着磨损的俄文，

书脊开裂处用麻线仔细缝过，“是我爸留下的。他说沙漠底下藏着宝贝，不只是救命的水，

还有能让这片土地活过来的矿。我要把它们都找出来。”秀兰接过书，

指尖摩挲着开裂的书脊，翻开泛黄发脆的内页——上面密密麻麻写着铅笔标注的中文注释，

字迹工整，一笔一画，像刻在纸上似的。“你爸……”“治沙的时候遇上了流沙，

再也没回来。那年我九岁。”建国说得平静，可喉结却悄悄滚了一下，

仿佛在吞咽什么沉重的东西。沉默像细沙般在两人之间漫开，

只有风声呼啸着卷过城墙下的沙尘，打在脸上微微发疼。远处，

县城里低矮的土坯房升起缕缕炊烟，笔直地戳向渐渐暗下来的灰蓝色天空。“建国，

”秀兰忽然开口，声音里带着点颤音，像被风吹得发飘，“我们定个约定吧？”“什么？

”“无论以后走得多远，每年立夏这一天，我们都回青土湖见面。”她的声音被风揉得发飘，

“要是……要是我在北京想你了，就知道有个日子能盼着。

”建国从口袋里掏出一条崭新的蓝色绸缎头巾，边角绣着细碎的白兰花。“给。北京风大。

”秀兰接过头巾，随手系在颈间，幽蓝的绸缎像一汪湖水，衬得她脸颊愈发莹白。

她从布包里摸出一张硬纸车票——民勤到兰州的，日期是三天后。

“我会把每一张回来的车票都留着。”她说，指尖轻轻摩挲着票根，“攒成一沓，

下次见面给你看。”落日终于沉进沙海，沙漠彻底坠入一片靛蓝色的寂静里。

星星便一颗接一颗地从夜幕里钻出来，在纯净无染的夜空下亮得扎眼。建国想起父亲说过，

沙漠的星空之所以这么亮，是因为没有多余的光抢它们的锋芒。就像秀兰在他生命里的样子。

1979年4月15日，离高考还有七十八天。陈建国在模拟考成绩榜前站了很久。

他的名字钉在榜首，总分后跟着个漂亮的数字：587。

班主任拍着他的肩笑：“兰州大学地质系稳了，冲一冲北京地质大学也有戏。

”他揣着这份热乎的喜悦往家走，脑子里盘桓着怎么告诉秀兰——上周她来信说，

已经过了舞蹈学院终试，九月就要去北京。信里夹着一片香山红叶，虽已干枯，

脉络却依旧清晰。建国把它夹在俄文地质书里，正好是讲地下水形成的那一章。

家里院门虚掩着。推门进去，十二岁的妹妹小梅蹲在屋檐下哭，眼睛肿得像两颗核桃。

“哥……妈晕倒了。”县医院的墙刷着半截绿漆，上半截白墙早已泛黄。

消毒水味混着西北干燥的风，酿出一种让人心里发慌的气息。陈母躺在靠窗的病床上，

闭着眼，脸色灰白得像蒙了一层纱。“风湿性心脏病，急性发作。

”戴眼镜的医生语气平淡得像念天气预报，“得长期治，不能干重活，不能激动。药断不得，

尤其是这个——”他指了处方最下面一行，“地高辛，进口的，不便宜。”建国接过处方，

指尖扫过那个数字：每月四十七块八毛。脑子里飞快算着账：父亲抚恤金剩一百二十块，

母亲纺织厂临时工月入二十八块，他暑假打零工最多十五块，而自己每月饭费要八块。

“医生，这病……能治好吗？”“控制得好，活十几年没问题。”医生收起听诊器，

“控制不好，下次发作可能就没了。”回家的路，建国走得极慢。四月的民勤风已带了热气，

卷着细沙打在脸上、身上。路过县文化馆，

宣传栏贴着新海报：“热烈祝贺我县文艺队林秀兰同志考入北京舞蹈学院”。

旁边还贴了张剪报，《甘肃日报》文艺版，标题是“沙漠里飞出的百灵鸟”。

秀兰的照片印在剪报上，穿着练功服踮着脚尖，身姿挺拔得像棵小白杨。

建国在海报前站了十分钟，然后转身往家跑，脚步越来越快，最后几乎是在狂奔。

那晚的家庭会议开了不到二十分钟。新疆当兵的大哥寄来的信里夹着三十块钱，

字迹潦草：“弟，哥对不起家里，但今年提干关键期，回不来。

”远嫁张掖的二姐托人捎来一篮鸡蛋和十块钱，口信是：“婆家管得严，妈就靠你了。

”小梅抱着母亲的胳膊，小声说：“哥，我不上学了，去糊火柴盒。

”建国望着煤油灯下母亲花白的发，妹妹稚气未脱的脸，

还有空荡荡的土坯房——墙上贴着他从小学到高中的每一张奖状。“小梅继续上学。

”他声音出奇平静，“妈，药我想办法。这个家，散不了。”深夜，等母亲和妹妹睡熟，

建国从床底拖出旧木箱。里面整整齐齐码着课本、复习资料、模拟试卷。

最上面是秀兰寄来的六封信，每封都用红毛线仔细捆着。他抱起那摞资料走到灶台前。

火柴擦着的刹那，墙上投出他的影子——高大，却被火光扯得歪扭，

跟着跳跃的火苗不住晃荡。第一本《高考数学冲刺》被点燃，火舌瞬间吞没封面上的公式。

然后是《物理精讲》《化学实验大全》……火越烧越旺，纸灰像黑蝴蝶在夜风中飞旋。

建国蹲在火堆前，一动不动，看着承载他全部梦想的纸张化为灰烬。

最后一本是《西北地质笔记》，厚厚一册，记着三年来他走访沙漠戈壁的所有发现。

他指尖摩挲着封面，缓缓翻开，

扉页上秀兰娟秀的字迹立刻撞进眼里：“给未来的地质学家——愿你找到沙漠里所有的宝藏。

”建国的手指在那行字上停了很久，指腹蹭得纸页发毛。然后他合上笔记本，

轻轻放在火堆边缘。火舌慢慢舔上来，封面卷曲、变黑，最终被火焰彻底吞噬。

火光映亮他年轻的脸，没有眼泪，只有一种近乎麻木的平静。灶膛里的火渐渐小了，

只剩一堆暗红的余烬，在夜色里明明灭灭，像沙漠尽头最后一点将熄的星光。立夏前一天，

秀兰从北京回来了。她跟着省里慰问团回来，只停留一天。下午彩排，晚上演出。

放下行李就跑来找建国，却只见到煎药的小梅。“我哥去治沙站报到了，今天第一天上班。

”小梅搅动砂锅里的药汁，头也没抬。“治沙站？”秀兰愣住，“他不是……快高考了吗？

”小梅的手顿了顿：“不考了。妈病了，家里需要钱。”砂锅里的药汤咕嘟冒泡，

苦涩的气味漫满狭小厨房。秀兰站在门口，阳光从身后照进来，投下长长的影子。

她特意穿了建国说好看的碎花衬衫，头发梳得整齐，还抹了点嫂子从上海捎来的头油。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她声音发干。“说不准。治沙站远，在沙漠边上，

有时得住那儿。”秀兰从包里掏出牛皮纸信封：“这个麻烦你交给他。

我明天下午的火车回北京。”信封里是两张票：北京到兰州的火车，兰州到民勤的长途汽车，

日期都是明天——立夏当天。小梅接过信封，手指捏得紧紧的：“秀兰姐，

你明天……还去青土湖吗？”“去。”秀兰笑了，眼睛弯成月牙，“说好每年立夏见面，

第一年怎么能失约？”她转身离开时，颈后的蓝头巾随风飘摆，

像一小块被裁下来的忧郁蓝天。那天晚上，建国很晚才回家。满身沙土，手掌磨出两个水泡，

一碰就火辣辣疼。治沙站的活比想象的苦：背着几十斤麦草扎进沙地，做阻沙的草方格。

风大时，沙子打在脸上像针扎。“哥，秀兰姐今天来了，留了信。

”小梅端出温在锅里的馍馍。建国撕开信封，两张票滑落出来。他盯着票面上的日期，

目光像被黏住似的，久久挪不开。然后慢慢把票装回去，塞进枕头底下。“她还说什么了？

”“说明天下午去青土湖等你。”小梅看着哥哥的脸，“哥，你去吗？

”灶台上的煤油灯噼啪响了一声。建国掰开冰冷的馍馍，就着白开水一口一口吃。

他的影子被灯光放大，投在土墙上，跟着咀嚼的动作微微晃动。他把最后一口馍咽下去，

喉结滚了滚，声音闷得像埋在沙里：“不去了。”“可是——”“睡吧。”建国打断她，

声音里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疲惫，“明天还得早起呢。”小梅咬着嘴唇，

指尖无意识地绞着衣角，在院门口站了好一会儿，最终还是低着头，轻轻推开房门进去了。

建国独自在院子里站了很久，直到夜风吹透单薄的褂子，冻得他浑身发僵。他回到屋里，

从枕头底下重新摸出那个磨边的信封，抽出两张叠得整齐的票，就着煤油灯昏黄跳动的火光，

久久地凝视着。票面上的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了。他伸出粗糙的指尖，

轻轻摩挲着“北京—兰州”那行字，仿佛指尖能穿透泛黄的纸页，

触碰到那座只在地理课本上见过的遥远城市的轮廓。最后，他把票仔细装好，揣进怀里，

走出屋子，敲响了隔壁马家的门。马志远还没睡，正趴在灯下看一本卷了边的小说。

看见建国，他有些惊讶地直起身：“建国？这大半夜的——”“帮个忙。

”建国把信封递过去，声音压得很低，“明天下午，你去青土湖一趟，把这个交给秀兰。

就说……就说我来不了了。”马志远接过信封，眼睛亮了亮，立刻点头：“行，你放心，

这事包在我身上。”建国转身要走，脚步顿了顿，又回头：“志远。”“嗯？

”“别告诉她我在治沙站。就说……就说我结婚了。”马志远愣住了，

张了张嘴：“这……”“照我说的做。”建国的声音带着一种深深的疲惫，“对她好点。

”他离开马家，走在空无一人的土路上。月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像一根孤独的电线杆，一直延伸到远处黑黢黢的沙梁子。路过县礼堂时，里面还亮着灯，

隐约有轻柔的音乐飘出来——是秀兰在彩排。建国在礼堂外的白杨树下站住了。

透过玻璃窗破了一角的缝隙，他看见舞台上的秀兰。她正在跳一支独舞，

旋转、跳跃、舒展手臂，像一只即将振翅高飞的白鸟。舞台灯光洒在她身上，

给她的发梢和裙摆镶上了一层毛茸茸的金边。他就这样静静地看了十分钟，然后转身，

头也不回地走进了沉沉的夜色里。第二天下午，青土湖畔。秀兰从两点等到五点。

她穿着最漂亮的碎花裙子，头发梳得一丝不乱，鬓角还别了朵小小的野花，

偷偷抹了点母亲的雪花膏。湖边的芦苇在风里摇曳，发出沙沙的轻响。

远处的沙漠在午后的阳光下泛着刺眼的白光，像一片无边无际的雪原。她等啊等，

等到影子越拉越长，等到湖面上的金光渐渐变成温柔的玫瑰色，

等到远处的沙丘开始投下淡淡的蓝色阴影。马志远是四点半到的。

他骑着那辆叮当作响的旧自行车，满头大汗地冲过来，车把上还挂着个布袋子。“秀兰！

”他跳下车，喘着粗气，“别等了，建国不会来了。”秀兰转过身，

眼睛里的光亮了一下又迅速暗下去，声音带着颤抖：“为什么？他出什么事了吗？

”“他……”马志远避开她的目光，挠了挠头，“他结婚了。上个月的事，女方是隔壁村的，

彩礼能帮家里还不少债。他让我跟你说，别等了，好好在北京发展。”风突然大了起来，

吹得秀兰的裙子紧紧贴在身上。她一动不动地站着，像一尊凝固的雕像，

仿佛没听懂马志远的话。“结婚了？”她重复了一遍，声音轻得像湖边的芦苇絮。

“这是你的票，他让我还给你。”马志远把信封递过去，语气带着点劝诱，“秀兰，

建国他……他配不上你。你现在是北京的大学生，将来是要当舞蹈家的。

他一个治沙站的临时工，还是个二婚——”“够了。”秀兰打断他，声音冷得像冰。

她接过信封，抽出那两张票。然后，慢慢地、一下一下地将它们撕成两半，四半，

八半……直到变成掌心一捧细碎的纸屑。她猛地扬手，纸屑被风卷着四散飘飞，

像一场无声的、悲伤的小雪，落在青土湖的水面上，瞬间就消失了。“你告诉他，”秀兰说，

声音平静得可怕，“我林秀兰这辈子，不会再回民勤了。”她转身就走，

蓝色的头巾在风里狂乱地飞舞，像一只受伤的蝴蝶。马志远站在原地，

看着她越来越小的背影，张了张嘴，最终还是什么也没说出口。

夕阳完全沉没在地平线以下时，秀兰已经走到了公路边。最后一班回县城的拖拉机正要开动，

她快步跑过去，抓住车斗的栏杆爬上去，坐在一堆麻袋中间。拖拉机“突突突”地开动了，

卷起漫天的尘土。她回过头，最后看了一眼青土湖。湖水在暮色中变成深紫色，

像一块巨大的、淤青的伤痕，静静地卧在沙漠的边缘。然后她转回头，把脸深深埋进膝盖里。

拖拉机颠簸着行驶在坑洼的土路上，引擎的轰鸣声掩盖了她压抑的、破碎的哭声。而此刻，

在十几里外的治沙站，建国正把最后一捆麦草背到沙丘上。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几乎能触碰到远方的地平线。他直起腰，擦了把额头上的汗，望向青土湖的方向。

风从那边吹来，带着湖水特有的、微腥的湿润气息。建国闭上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气。

他知道，有些东西就像风里的沙砾，一旦从指缝溜走，就再也抓不回来了。1980年立夏，

陈建国在治沙站的土坯房里点亮煤油灯。窗外是呼啸的风沙，沙粒敲打着糊了报纸的窗户，

发出细密而持续的声音，像无数只小虫在啃噬着什么。

他从床底下拖出一个生锈的铁皮饼干盒，打开。里面已经躺着一封信，

信封是去年这个时候放进去的，没有地址，没有邮票，只有两个字：秀兰。

建国铺开新的信纸——是从女儿作业本上撕下来的横格纸。他拧开钢笔，

笔尖在油灯下闪着微光。“秀兰：今天起了沙尘暴，能见度不到十米。

我们昨天刚扎好的草方格被埋了一半，老站长说这是常事，治沙就像跟老天爷拔河，

你松一口气，它就进一丈。我想起你跳舞的样子，那么轻盈，好像地心引力对你不起作用。

要是治沙也能像跳舞一样就好了……”他写到这里停住了，笔尖悬在纸上，一滴墨慢慢晕开，

变成一个小小的、深蓝色的圆。门外传来敲门声。“建国，睡了吗？

”门外站着的是老站长马富贵——那个在沙漠里扎根了一辈子的老治沙员。建国收起信纸，

起身拉开了门。“没睡呢。”他侧身让马富贵进来，“有事？”马富贵递过一个粗布包，

里面裹着两个尚有余温的烤土豆。“你嫂子让捎来的，说你这阵子瘦得厉害。

”建国接过布包，把土豆捂在掌心。“谢谢嫂子。”两人在炕沿上坐下，

就着煤油灯昏黄的光晕啃土豆。土豆皮烤得焦香酥脆，咬开后内里沙软绵密，

带着西北黄土地独有的甘甜。“建国，”马富贵吃完土豆，用袖口蹭了蹭嘴，

“有个事跟你商量。”“您说。”“县里给治沙站拨了两个正式工名额。

”马富贵盯着建国的眼睛，“我想给你报一个。”建国捏着土豆的手猛地顿住，

指尖的温度仿佛都凝固了。“我……我才来一年啊……”“一年顶别人三年。

”马富贵站起身走到窗边，望着外面黑沉沉的沙漠，

“我盯着你好久了——别人扎草方格是应付任务，你是在琢磨门道。你笔记本上画的那些图，

我虽看不懂，但知道你是个用脑子治沙的人。”他转过身，

煤油灯的光在他眼底跳跃：“治沙不能光靠死力气，得靠心劲儿和脑子。你小子，两样都有。

”建国低下头，看着手里剩下的半个土豆。正式工意味着每月稳定的工资，

意味着母亲的药钱有了着落，意味着妹妹能安心读完高中。可也意味着，

他这辈子恐怕真要钉在这片茫茫沙海里了。“我想想……”他轻声说。

马富贵拍拍他的肩膀：“不急，月底前给我信就行。”老人走后，屋里又只剩建国一人。

他把没吃完的土豆包好，重新拿出信纸，继续写下去：“……老站长说给我转正的机会，

一个月四十二块五，还有粮票。妈的药钱够了，小梅下学期的学费也不愁了。秀兰，

如果你在，会让我怎么选？我记得你说过，人不能光为自己活——那时候我们聊你的舞蹈梦，

你说艺术是让更多人看见美。现在我想，治沙也是一样的吧？是让更多人看见，

这片土地还能活过来……”写完最后一句，他把信纸折好塞进信封，写上“秀兰”两个字，

放进那个铁盒子里。盒子里已经躺着两封信了，像两个沉默的、守着秘密的见证者。

铁盒盖子合上时，发出一声沉闷的轻响。建国吹灭煤油灯，躺上土炕。风还在刮，

沙粒敲打着窗棂，细碎而执着。他闭上眼睛，

脑海里浮现出秀兰跳舞的样子——不是舞台上光芒四射的舞者，而是高中文艺汇演时，

那个因紧张差点崴脚却坚持跳完的女孩。那时她在台上，他在台下。她跳错一个动作，

吐了吐舌头，正好对上他的目光。他朝她竖起大拇指，她笑了，眼睛弯成了月牙儿。黑暗里，

建国也笑了。笑着笑着，眼角有什么东西滑下来，凉凉的，

很快就被干燥的空气吸得无影无踪。1981年春天，

林秀兰在北京舞蹈学院的宿舍里收到一封来自民勤的信。不是建国写的，是马志远寄来的。

信很长，足足五页纸。秀兰坐在床沿，就着窗外的天光慢慢读。马志远说，

建国已经正式转正了，工作越发拼命，话却越来越少。他还说，建国结婚了，

妻子是隔壁村的王桂英，人老实，就是身子弱，干不了重活。信的最后一页，

马志远写道：“秀兰，我知道你心里还装着建国。可现实就是这样，

你们早不是一条路上的人了。你在北京，是大城市的大学生，将来要当舞蹈家；他在民勤，

是个治沙工人，还得养一大家子。就算他没结婚，你们也不可能了。忘了他吧，对你好，

对他也好。”秀兰读完信，坐在原地很久没动。宿舍里的同学都去了练功房，只剩她一个人。

四月的北京，杨絮漫天纷飞，从敞开的窗棂飘进来，落在摊开的信纸上，

像撒了一层细碎的雪。她把信折好塞回信封，

从枕头底下拿出一个铁皮盒子——和建国那个几乎一模一样，

都是当年民勤供销社卖的“友谊牌”饼干盒。盒子里已经有三封信了，

都是她写给建国却没寄出去的。第一封是1980年立夏，

她买了车票却最终没敢回去那天写的；第二封是国庆，

她在天安门广场看升旗时写的；第三封是春节，她在学校值班听着远处鞭炮声写的。现在，

她铺开信纸，写下第四封。“建国：今天收到志远的信，他说你结婚了。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其实早该想到的，你那么负责任的人，家里那样的情况，结婚是最实在的选择。

只是……只是心里还是堵得慌。昨天晚上演《梁祝》的化蝶段，我在台上哭了。

团长说我感情投入得好，只有我自己知道，那不是表演。”她停笔，望着窗外。杨絮还在飘，

一团一团的，像这个春天里无处安放的思绪。“上个月我们去北戴河演出，我第一次看见海。

那么蓝，那么宽，让我想起青土湖。虽然青土湖比海小得多，但在我心里，

它和海一样大——因为那水里，映过你的影子。”写到这里，眼泪终于掉下来，砸在信纸上，

晕开一小片墨痕。她用手背擦了擦眼睛，继续写：“建国，我不怪你。真的。

我只希望你过得好：希望你妻子对你体贴，希望你的孩子健康长大，

希望你在沙漠里能找到你想要的东西。至于我……我会继续跳舞，跳到跳不动为止。

因为除了跳舞，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她签上名字，把信折好放进信封，

写上地址：甘肃省民勤县治沙站，陈建国收。可最后，这封信还是没寄出去。

她攥着信在邮局门口站了足足半小时，目光落在那抹绿色的邮筒上，

又扫过往来寄信取信的人。最终，她还是把信塞回了包里，转身默默走了。回到宿舍，

她把信放进铁盒。盒子里现在有四封信了，像四个被囚禁的、永远不会被听见的声音。

那天晚上，秀兰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回到了青土湖，湖水早已干涸见底，

龟裂的湖底像一张布满皱纹的巨脸。建国站在湖中央朝她挥手，她想跑过去，

脚下的裂缝却骤然张开，像贪婪的嘴将她猛地吞噬。坠落中，建国的脸越来越远，

最后缩成一个模糊的黑点，消失在视野里。她惊醒时，浑身被冷汗浸透。窗外，

北京城还在沉睡，只有远处传来隐约的火车汽笛声，悠长而孤独地飘荡在夜空中。

1984年10月，陈建国结婚了。婚礼办得简单朴素，自家院子里摆了三桌酒席。

新娘王桂英是隔壁王家村人，比建国大三岁，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腿脚有些不便，

故而一直未嫁。王家不要彩礼，只要求建国好好待桂英。婚礼上，建国穿着借来的中山装，

胸口别着纸做的红花。他挨桌敬酒，脸上挂着恰到好处的笑容，说着感谢的话。

客人们纷纷夸他有担当、孝顺，夸桂英有福气。只有妹妹小梅瞧得分明，

哥哥的眼睛像两口干涸的枯井，深不见底，却什么也映不出来。晚上客人散了，

建国把醉倒的马富贵扶回家，回来时看见桂英已收拾好桌子，正在灶台前烧水。“你歇着吧，

我来。”建国说。桂英摇摇头，一瘸一拐地把热水倒进盆里：“你累一天了，泡泡脚。

”建国望着她佝偻的背影，心里涌起复杂的情绪——有感激，有愧疚，

还有一种深入骨髓的疲惫。他知道桂英是个好人，

也知道这段婚姻对两个家庭都是最好的选择。可他还是忍不住想，如果秀兰在，

如果……没有如果。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下去。建国在治沙站上班，桂英在家照顾母亲，

做点缝纫活贴补家用。小梅上了高中，成绩优异，老师说她能考上市里的师范学校。

1985年春天，桂英怀孕了。建国很高兴，

每天下班都带点东西回来——有时是治沙站食堂蒸的馍馍，有时是路过供销社买的红糖。

他甚至学着给孩子做小衣服，针脚歪歪扭扭不成样子，桂英却总是眉眼弯弯地说好。7月，

桂英临产。那天正好赶上沙尘暴，县医院的救护车过不来。建国用板车拉着桂英往医院赶，

风沙像刀子一样刮得人睁不开眼，板车在松软的沙土路上寸步难行。

“建国……我疼……”桂英的声音被风吹得支离破碎。“马上就到了，坚持住！

”建国咬着牙，拼尽全力往前拽。到医院时，建国的手掌磨出了血泡，

渗出来的血和沙子粘在一起，钻心地疼。桂英被推进产房，他在外面等着，

听着里面传来的阵阵痛呼，浑身止不住地发抖。五个小时后，护士走出来，脸色凝重。

“大人不行了，孩子保住了，是个女孩。”建国冲进产房，看见桂英躺在产床上，

脸色苍白如纸。她看见建国，努力牵了牵嘴角，嘴唇翕动着，却发不出半点声音。

建国握住她的手，那只手冰凉得像块冰。“桂英……桂英……”桂英的眼睛慢慢闭上，

监护仪上的心跳曲线变成了一条平直的线。建国抱着襁褓中的女儿陈思梅小名梅子，

看着她皱巴巴的小脸，突然明白了父亲当年去世时母亲说的那句话：“人活着，就是扛着。

”1989年9月，林秀兰再次踏上民勤的土地。这次是省里组织的“艺术下乡”，

她作为省歌舞团的独舞演员，要在县礼堂演出。还是那个她曾彩排过无数次的地方，

红砖墙上的标语褪了色，门楣上的油漆剥落得像老人皲裂的手。十年了。秀兰站在后台，

指尖抚过斑驳的墙壁——墙皮簌簌落下，像时光的碎屑。

掉漆的柱子上还留着当年她用粉笔划下的身高线，如今已被灰尘蒙得模糊；裂缝的地板缝里，

似乎还嵌着她当年掉落的一根红头绳。一切都熟悉得像昨天，却又陌生得像隔了一整个沙漠。

化妆镜里映出她的脸。三十岁，眼角爬了细纹，

可眼睛依旧亮着——只是那亮里多了层磨砂似的质感，像沙漠里被风沙打磨过的玛瑙，

坚硬耐磨，却失了最初的清透。“林老师，还有半小时开场。”年轻工作人员探进头，

声音里带着怯生生的敬意。秀兰点点头，喉间滚过一声“知道了”，

指尖却不自觉攥紧了裙角。今天她要跳新编独舞《守望》。音乐是她自己选的，

西北民歌的旋律像胡杨的根，扎进现代编曲的土壤里；服装是宝蓝色长裙，

裙摆宽得能兜住风，旋转起来该像一片涌动的青海湖吧？她想。临上台前，

秀兰从帆布包里掏出那个铁皮盒子——绿漆已经掉得差不多了，边缘锈迹斑斑。打开，

里面躺着十二封信，一年一封，整整十二年。最上面那封是1989年的，

信纸还泛着新的褶皱。她指尖轻轻摩挲着信封，像触碰一个不敢惊醒的梦。

“建国：我又回民勤了。十年，像风吹过沙梁，一眨眼就没了痕迹。北京的高楼盖到了云端，

民勤的沙漠还是那样铺天盖地。风里的沙砾打在脸上，还是十年前的疼。听说青土湖快干了，

是不是真的？我总想起我们当年在湖边捡贝壳的样子，湖水漫过脚踝，

凉得像你的手……”她合上盒子，深吸一口气——空气里有尘土的味道，

还有礼堂后台特有的霉味，像记忆里的旧时光。然后她提起裙摆，一步一步走向舞台。

追光灯“唰”地打下来，音乐像泉水般涌出。秀兰旋身、跳跃，手臂舒展如胡杨的枝，

腰肢收缩似沙丘的脊。每一个动作都精准得像刻在骨头上，

每一个眼神都沉得像埋在沙底的秘密。台下静得能听见呼吸声，偶尔有低低的惊叹，

像风吹过草叶。跳到中段，她的目光无意间扫过观众席最后一排——角落里，

一个熟悉的身影撞进眼底。是建国。他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肩膀比十年前宽了，

背却微微佝偻着，像被风沙压弯的胡杨。灯光太暗，看不清他的脸，

可秀兰知道那是他——那挺直的坐姿，那放在膝头的粗糙手掌，

那即使在暗处也透着执拗的轮廓，都是她刻在心里的模样。秀兰的指尖猛地一颤，

差点踩错了节拍。她赶紧稳住重心，可接下来的每一个旋转，

都像在追逐那个角落的目光；每一次伸展，都像在跨越十年的时光鸿沟。裙摆飞扬起来，

宝蓝色的波浪里，她仿佛看见十年前的建国，站在青土湖边，朝她挥手。音乐进入高潮，

她开始快速旋转。裙摆越转越快，像一场小型的、温柔的沙尘暴，

把整个世界都裹进蓝色的光影里。她看见建国站了起来，身影在光影里摇晃——他没有鼓掌，

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她，像看一场终将散场的电影。然后，他转身，走出了礼堂。

门“吱呀”一声关上，像切断了时光的线。秀兰的旋转慢慢停下。音乐渐弱，

最后一个音符像水滴落进沙漠，悄无声息。她站在舞台中央，汗水顺着额角滑进眼睛，

辣得疼。台下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观众站起来欢呼，叫好声像潮水般涌过来。她鞠躬，

微笑，裙摆扫过地面，像扫过一地破碎的星光。可她的眼睛，始终望着那个空了的角落。

那里只剩下黑暗，像一个永远填不满的洞。演出结束，秀兰推掉了庆功宴。

她一个人走在民勤的夜里，十月的风已经凉透了，吹在脸上像无数根细针。街道上没有灯，

只有月光洒在沙地上，泛着冷白的光。她不知不觉走到了治沙站。一排低矮的土坯房，

院子里堆着麦草和扎草方格的工具，风一吹，麦草沙沙作响。有一间屋子还亮着灯，

窗纸上映着一个伏案的身影——背微微弓着，手里握着笔，像钉在桌前的钉子。

秀兰站在院墙外，脚像生了根。她想喊他的名字，想推开门，想问问他这些年好不好。

可喉咙像被沙堵住了，发不出声音。

她想起马志远信里的话：“你们已经不是一条路上的人了。”是啊。她在聚光灯下旋转，

他在风沙里扎草方格；她在舞台上接受掌声，

他在沙漠里和风沙较劲；她的世界是音乐、灯光、鲜花，他的世界是尘土、汗水、沉默。

两条路，从十年前那个青土湖的午后，就分岔了，越走越远，直到看不见彼此的背影。

她站了很久，直到屋里的灯灭了。窗纸上的身影消失了，治沙站融进了夜色里，

像一座孤独的沙丘。月光洒在她身上，冷得像霜。回到招待所，秀兰坐在桌前，

拿起笔继续写那封信。眼泪掉下来，砸在信纸上，晕开了字迹。她没有擦，

任由泪水往下流——十年的思念，十年的遗憾，都在这泪水里了。“……今天演出，

我看见你了。你坐在最后一排，中途走了。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来，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走。

是不是怕我看见你？还是怕你看见我？建国，我总在想，如果当年我在青土湖等你的时候，

你来了，我们会怎么样？你会跟我去北京吗？我会留下来陪你治沙吗？

这些问题像沙漠里的脚印，风一吹就没了，永远没有答案。明天我就要回北京了，

团里的新舞等着排练。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回民勤了。建国，

我不知道这封信能不能寄到你手里，就像我不知道当年的信你有没有收到。可我还是要写，

因为除了写信，我找不到别的方式和你说话。最后，我想告诉你：我跳的每一支舞里，

都有你的影子。旋转的时候，我总觉得你在某个地方看着我。他们说这是傻气，

可我愿意带着这份傻气，走完剩下的路。保重。秀兰。1989年10月15日夜。

”她把信折好，装进信封，写上“治沙站 陈建国收”。然后她走到前台，

把信投进邮筒——“咚”的一声，信封落进筒底，像一颗心沉进了沙漠。回到房间，

秀兰站在窗前。民勤的夜空星星很亮，和十年前一样。可看星星的人，

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扎着红头绳的女孩了。第二天一早，秀兰坐上了回兰州的长途汽车。

车开出县城，她回头望——沙漠、戈壁、绿洲、土房，都被晨雾裹着，像一场没做完的梦。

车转过一个弯，民勤就消失在了视野里，像从未出现过。她不知道的是，

那封信第二天被邮递员送到了治沙站。门卫是个新来的临时工，听说建国去市里学习了，

要半个月才回来，就把信放在了传达室的桌上。那天下午，一场沙尘暴席卷了民勤。

狂风从破窗户灌进来，把信吹到地上，又卷到墙角。后来打扫卫生的阿姨看见了，

以为是废纸，扫起来扔进了灶膛。火焰“腾”地一下吞噬了信纸。字迹在火里扭曲、变黑，

最后变成一小撮灰烬。阿姨把灰烬倒进煤渣堆，风一吹，灰烬就飞了起来，

混进漫天的风沙里，再也找不到了。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没来得及的拥抱，

没实现的约定——一旦错过了，就像沙地上的脚印，风一吹，就什么都没了。风还在吹，

沙还在飞。民勤的沙漠，永远都这样，沉默地吞噬着一切。

而那些关于爱和遗憾的故那些未曾说出口的心事，终究像沙砾般沉落在时光的河床深处，

再也无人问津。1998年5月，一场特大沙尘暴席卷了民勤。

陈建国记得那天的天色——清晨推开窗，天地间竟被一种浑浊厚重的黄彻底吞噬。

不是寻常的浅黄，而是像整个世界都泡在了搅拌匀的泥浆里，连呼吸都带着呛人的土腥味。

风不算狂烈，可空气里弥漫着一种令人窒息的寂静，像暴风雨来临前凝住的海面。

老站长马富贵站在治沙站门口，望着西北方向的天，眉头拧成了一个死疙瘩。“要出事。

”他哑着嗓子说，“建国，通知大伙儿今天别出工了，把家伙什儿收妥，门窗都钉牢些。

”建国点点头刚要转身，马富贵又喊住他：“等等。三号观测点那片昨天新栽的梭梭苗，

得去瞧瞧。要是风再大些，得想法子护着。”三号观测点在沙漠腹地，离站里有七八里路。

建国瞥了眼漫天的黄雾：“我去。”“一个人不行，太险。”马富贵说，

“我跟你——”“您腿脚不利索，我叫小刘。”建国说着，已经大步朝宿舍走去。

小刘是去年分来的林业大学生，年轻有冲劲，就是缺经验。听说要去护苗，

抓起工具就跟了上来。两人骑上自行车时是上午九点，风渐渐起了势头，裹着沙粒打在脸上，

像砂纸蹭过皮肤。“陈师傅，这天气……能行吗？”小刘在后面喊。“抓紧时间，

赶在沙暴真来前回。”建国头也不回地应着。到了观测点，情况比预想的糟。

五百棵梭梭苗倒了一半，固定苗的草方格也被风撕得七零八落。“快！能救多少是多少！

”建国跳下车，铁锹往地上一插。两人立刻忙活起来：用铁锹把草方格压实，

把倒伏的苗扶正培土。风越来越猛，沙粒砸得眼睛都睁不开。小刘动作快，可培土太浅，

刚扶的苗转眼又被吹倒。“得这样。”建国蹲下来示范，“土要埋到苗根以下，压实喽，

这样才抗风。”小刘跟着学，果然稳了不少。两个小时后，所有苗总算加固完。

两人累得直不起腰，手上全是水泡，指甲缝里塞满了沙土。“走！”建国抹了把脸，

“再晚就真困这儿了。”风已经大得站不稳，沙流在地面上翻涌成一道道波纹，

能见度不足五十米。他们推着车往回走，没走一里路，小刘脚下一滑，连人带车摔进了沙坑。

“小刘！"建国扔下车冲过去。沙坑不深，可小刘的脚崴了，站不起来。

自行车轮子也变形了，没法骑。“陈师傅您先走，别管我！”小刘咬着牙推他。“瞎扯啥。

”建国蹲下来，“上来，我背你。”“不行，风这么大——”“少废话！

”建国不由分说把小刘架到背上。小刘不算重，可风沙的阻力像一堵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