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斗台上我笑了，三十年后赵家求我投资方秀兰赵德发完整版免费阅读_方秀兰赵德发精彩小说

“方秀兰同志，投机倒把，破坏集体经济秩序！”赵德发站在台上，唾沫横飞，

手里的大喇叭震得我耳朵嗡嗡响。台下黑压压全是人。我被五花大绑，胸前挂着纸牌子，

上面四个大字——投机倒把。三天前，我还是一家私募基金的投资总监，年薪两百万。

三天后，我站在1975年冬天的批斗台上，膝盖跪在碎石地上，血往下淌。穿越这种事，

我以为只有小说里才有。可我低头看见自己粗糙的手、打补丁的棉袄，

和胸前那块沉甸甸的牌子——这不是小说。赵德发把一个布袋甩在我面前，

里面掉出来三尺花布、两斤红糖、半斤白酒。“证据确凿！”他的声音又尖又亮，

“这些东西，都是她从黑市上换来的！”人群里有人喊：“打倒投机倒把分子！”我抬起头，

看着赵德发那张得意的脸。上辈子——不，上一世的方秀兰在这一天之后，被罚了三年苦工，

最后死在了采石场。我从她残存的记忆里知道这一切。但我不是她。我盯着赵德发，

忽然笑了。他愣了一下。我说：“赵大队长，我这三尺花布、两斤红糖，您查得清清楚楚。

那您仓库里少的那八百斤公粮，谁来查？”台下安静了一秒。赵德发的脸色变了。

1、三天前。我醒过来的时候，头顶是一片发黄的报纸糊的天花板。冷。刺骨的冷。

我的手不对劲——粗糙、干裂，指甲缝里全是泥。这不是我的手。我挣扎着坐起来，

屋子很小，土墙、木窗、一张木板床，角落里放着一口黑乎乎的铁锅。桌上有一面小镜子，

碎了一角。我拿起来一看——镜子里是一张年轻的脸，瘦削、发黄，眼窝深陷，嘴唇干裂。

不是我。一阵剧烈的头痛袭来，碎片一样的记忆涌进脑子里。方秀兰，二十二岁，

城里下乡的知青，被分配到柳河公社红旗大队，已经在这里待了三年。父亲早逝，

母亲在城里的棉纺厂做工，身体不好。她——或者说“我”，

孤零零一个人住在大队最边上的这间土坯房里。记忆到这里断了。我叫方锐，

穿越前是一家私募基金的投资总监。最后的记忆是在高速上，

对面一辆大货车闪着远光灯冲过来——然后就是这里。原来的方秀兰去了哪里？我不知道。

但她留给我的记忆断断续续，像坏了的录像带，有些地方清晰，有些地方模糊。

我知道的是：现在是1975年12月，离改革开放还有三年。三年。我坐在冰冷的床上，

把棉袄裹紧了。饿。胃像被人攥着拧。我翻遍了屋子，只找到半碗糙米和一小把干红薯。

灶台上的锅底结着一层黑垢，大概好几天没开过火了。煮了一碗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粥，

一边喝一边想。三年。三年后的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再往后，

个体经营合法化，乡镇企业遍地开花，股票市场从无到有——这些是我前世的专业领域，

每一个时间节点都刻在脑子里。但现在最紧迫的问题是：怎么活过这个冬天。第二天，

我去大队部报到领口粮。大队长赵德发四十来岁，方脸，眼睛不大，但很精明，

笑起来满脸褶子。“秀兰啊，”他翻着本子，“你上个月的工分不够，只能领十五斤苞谷面。

”十五斤。一天半斤，勉强够吊命。我接过粮食，没说话。出门的时候，遇见了隔壁的周婶。

她是本地人，五十来岁，丈夫前几年没了，自己带着一个十来岁的孙子过活。“秀兰，

”她压低声音，“你是不是快撑不住了？”我看着她，没说假话：“快了。”她叹了口气，

从怀里摸出两个杂面馍馍塞给我：“先吃这个。你要是实在缺东西，镇上每逢赶集日，

有人偷偷在河边那棵老槐树底下换东西。布换粮，粮换糖，啥都有。”我知道她说的是什么。

黑市。1975年的黑市交易，一旦被抓，轻则批斗，重则判刑。

但我更知道另一件事——不吃饭，人会死。我花了三天时间做准备。

方秀兰的记忆里有一个技能——她母亲教过她腌咸菜。城里棉纺厂的手艺，

用盐、辣椒、花椒和酱油，腌出来的萝卜干比供销社卖的鲜脆三倍。

我找周婶借了坛子和调料，用了两天时间腌了一批萝卜干和辣白菜。赶集那天，

我揣着两坛腌菜和两双手工纳的鞋底，天没亮就去了镇上。河边老槐树底下果然有人。

三三两两，都缩着脖子，说话跟蚊子哼似的。我的腌菜很受欢迎。

一个穿军绿棉袄的中年男人尝了一口，眼睛亮了。“这手艺好，换什么？”“布和红糖。

”“成。三尺的确良换你两坛，再搭一斤红糖。”交易很快完成。

我把布和红糖塞进棉袄里面，准备往回走。就在这时，我看到了一个人。赵德发。

他站在河堤上面，手里提着一个大麻袋，正和一个外乡人交头接耳。那麻袋鼓鼓囊囊的，

我做金融出身，对数字敏感——那麻袋的体积和重量，至少有五六十斤粮食。

他把麻袋递给了对方，对方塞给他一卷钱。我站在树影里，看得清清楚楚。

赵德发——红旗大队的大队长，开批斗会声音最大的那个人——他自己在倒卖公粮。

我赶紧低头，装作没看见，混进人群走了。但我忽略了一件事。赵德发也看见我了。

2、回到家，我把换来的东西藏在床底下挖的地窖里。第二天照常上工，一切平静。第三天，

第四天，还是平静。我以为赵德发没注意到我。第五天，我回到家，发现门被撬过了。

地窖被翻了。布和红糖都不见了。我蹲在空荡荡的地窖前，手在发抖。不是怕，是气。

我太大意了。我应该想到的——赵德发做贼心虚，他一定会查谁在场。而我一个知青，

出现在黑市，太扎眼了。他先下手为强。当天晚上，大队的广播就响了。“明天上午九点，

全体社员到大队部前广场集合，召开批斗大会！批斗投机倒把分子方秀兰！”周婶跑过来，

脸色发白：“秀兰，你快跑！”我没跑。跑了，就是畏罪潜逃，罪加一等。而且这个年代，

一个知青，能跑到哪里去？但我也没坐以待毙。那天晚上，我去找了一个人。王会计。

红旗大队的老会计，六十多岁，戴着老花镜，人很木讷，但账本记得一丝不苟。

他跟赵德发不对付——这一点，方秀兰的记忆里有。去年秋收分粮的时候，

王会计说仓库的数对不上，赵德发当众骂了他一顿，说他老糊涂了。我敲开他家的门。

“王叔，我想问您一件事。”他看了我一眼，叹了口气，把我让进屋里。“去年秋天，

仓库少了多少粮食？”他沉默了很久。“八百斤。”“账上怎么写的？”“自然损耗。

”他的声音很轻，“老鼠吃的。”“八百斤粮食，得多少老鼠？”他没说话，

但手微微抖了一下。“王叔，您手里有没有原始记录？”他看着我，眼睛里有挣扎。最后，

他从炕席底下抽出一个牛皮纸信封。“入库的时候我亲手过的秤，单独记了一份。

”他把信封推给我，“但你拿了也没用。他是大队长，上面的人都向着他。你一个知青，

谁信你？”我把信封贴身藏好。“王叔，您说得对，现在没人信我。但粮食不会一直少下去，

对不对？”他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我走的时候，他在身后说了一句：“秀兰，明天的会上，

别硬顶。”我没回头。3、批斗大会。

也就是引子里的那一幕——赵德发在台上声嘶力竭念我的罪状，我跪在碎石地上，

问了那句关于八百斤公粮的话。但我没写完的部分，在这里。赵德发准备得比我想象的充分。

不光有从我地窖里搜出来的那三尺花布和红糖，还有“群众举报材料”，

说我长期在黑市投机倒把，数额巨大。我知道那些材料是假的。我就去了一次。

但他伪造得很像，甚至找了两个“证人”——大队里两个跟他关系好的，

站出来说亲眼看见我多次在镇上鬼鬼祟祟。这就是赵德发的聪明之处。他不是简单地举报我，

而是一上来就把事情做绝——伪造证据，安排证人，让我连辩解的余地都没有。在这个年代，

投机倒把不是小事。他这一手，不光是想让我挨批斗，是想让我坐牢。因为他怕了。

他怕我说出那天在河堤上看到的事。所以当我在台上说出“八百斤公粮”的时候，

他的脸从红变白，又从白变青。但他反应极快。“你胡说八道！”他的声音一下子拔高了，

“你这是反咬一口！同志们，你们看看，这就是投机倒把分子的嘴脸，

被抓了还要污蔑革命干部！”不愧是在大队里呼风唤雨十几年的人，

一秒钟就找到了反击角度。“公粮的事，账上写得清清楚楚，是自然损耗！王会计，你来说！

”他直接点了王会计的名。我扭头看向人群——王会计站在角落里，脸色灰白。

赵德发盯着他：“王会计，仓库的账是不是你记的？公粮少的那部分，是不是自然损耗？

”王会计低着头。“是……是自然损耗。”他的声音很小，但在安静的广场上，

每个人都听见了。赵德发转过头来，看着我，笑了。

那个笑容我至今记得——得意、从容、居高临下。“方秀兰，你还有什么话说？”我没说话。

我输了。不是输在事实上，而是输在这个年代。王会计不敢站出来，

证据只有一份手抄的入库记录，而赵德发是大队长，上面的公社干部吃他的喝他的，

谁会为了一个知青去查一个大队长？这是穿越也解决不了的事。我有二十一世纪的脑子，

但我没有1975年的权力。批斗大会的结果——我被定性为投机倒把分子，

罚去采石场劳动改造六个月。原来的方秀兰，在这一天被判了三年。我多出来的那句话，

虽然没能扳倒赵德发，但让在场的公社干部听到了“八百斤公粮”这四个字。他们不愿意查，

但也不愿意把事情闹大——万一上面追究起来，他们自己也脱不了干系。所以，六个月。

算是各方的妥协。赵德发亲自押着我上了去采石场的牛车。路上，他凑到我耳边，

声音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见：“小丫头片子，跟我斗？你那点心眼，还嫩了二十年。

”我没看他。我看着路边光秃秃的树枝，心里默默数着日子。1975年12月。

离1978年，还有三年。三年。我等得起。4、采石场的日子不是人过的。

每天凌晨四点起来，抡大锤到天黑。手上的茧磨了一层又一层，血泡破了又长，长了又破。

冬天的风像刀子，割在脸上、手上、身上每一寸暴露的皮肤上。

和我一起在采石场的有七八个人，大都是些“成分不好”的，有地主家的孙子，

有“右派”的女儿，还有一个跟我一样“投机倒把”的老头，姓孙，以前是县城供销社的。

孙老头六十多了，瘦得像根柴火棍，但干起活来不含糊。“姑娘，悠着点，

”他看我拼命砸石头，“这地方，活着出去才是本事。”我放下锤子，喘着气。“孙叔，

你是怎么进来的？”“跟你一样，投机倒把。”他咧嘴笑了一下，露出缺了两颗门牙的嘴，

“我在供销社干了二十年，帮几个老客户多留了几匹布，被人举报了。”“举报你的人是谁？

”“谁？”他吐了口唾沫，“我们供销社主任的小舅子。他想要我那个位置，就告了我一状。

”我沉默了。这个年代，“举报”是一种武器，打着革命的旗号，干的全是私人恩怨的事。

赵德发举报我，不是因为他有多高的觉悟，是因为我看见了他的秘密，他要灭口。

孙老头看我不说话，叹了口气：“想开点。这世道，不会一直这样。”我看着他。“孙叔，

你信不信，过不了几年，做生意会变成合法的？”他愣了一下，然后摇摇头，笑了：“姑娘，

你是冻糊涂了吧？”我没再说。但那天晚上出了一件事，差点让我露馅。收工之后，

我蹲在工棚外面洗手。手背上全是裂口，碰到凉水疼得倒吸冷气。

管采石场的老刘头在旁边蹲着抽烟，忽然冒出来一句：“方秀兰，你识字？”“识一些。

”“那你帮我看看这个。”他从兜里摸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我儿子写来的信，我不识字，

你给我念念。”我接过来念了。念完之后他问我一句：“上面那个'赎'字你怎么认得？

连我们学校的老师都说笔画多不好教。”我随口说了句：“简化字嘛，以前繁体更复杂。

”话一出口我就知道坏了。“简化字”这个说法在1975年虽然已经有了，

但方秀兰一个知青、一个高中都没毕业的姑娘，张口就来“繁体”“简化”这种概念，

太打眼了。老刘头看了我一眼：“你知青还懂繁体字？”“我妈以前在棉纺厂看过旧报纸，

上面都是繁体，她教过我。”他点点头，没再追问。我后背出了一层冷汗。从那以后，

我说每句话之前都要在脑子里过一遍——这句话，1975年的方秀兰说得出来吗？

六个月的劳动改造，我活了下来。1976年夏天，我回到红旗大队。整个人瘦了二十斤，

手上全是疤，脸被晒得黢黑。周婶看见我的时候哭了。“秀兰，

你怎么瘦成这样了……”“没事，”我笑了笑，“活着呢。”赵德发也看见我回来了。

他站在大队部门口，远远地看了我一眼，没说话。他以为我会老老实实夹着尾巴做人。

他不知道的是，在采石场的六个月里，我想明白了一件事。在这个年代硬碰硬，我赢不了他。

但时代会变。只要我活着，活到那一天，一切都会不一样。我回到了那间土坯房，

开始安安分分地上工、挣工分。但暗地里，我做了两件事。

给我的那份入库记录藏到了一个赵德发永远找不到的地方——周婶家后院鸡窝底下的砖缝里。

第二件：我开始留心赵德发的每一次“运输”。时间、数量、对象，全部记在脑子里。

方秀兰原来的记忆里有一个细节——赵德发的老婆刘桂花每个月都要去一趟县城“看病”。

什么病？记忆里没有。但我注意到，每次刘桂花去县城的前一天，

大队仓库的锁都会被换一把。我把这个规律也记了下来。5、1976年的秋天，

发生了一件大事。不是我的事，是全国的事。广播里传来消息的那天，整个大队都炸了锅。

我站在人群里，听着广播，心里默默算着。快了。接下来的两年，

我继续做一个安安分分的知青。上工、挣工分、帮周婶带孙子。赵德发偶尔会在路上碰见我，

他看我的眼神从最初的警惕，慢慢变成了不屑。一个被他踩过一脚的蚂蚁，翻不起什么浪花。

1978年初冬，广播里又传来了消息。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我攥着锄头站在地里，

眼眶热了。不是因为感动，是因为我等到了。变化比我想象的还快。1979年春天，

柳河公社开始试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79年秋天，

镇上出现了第一个摆摊卖东西的人——就是采石场认识的孙老头，

他平反之后在镇上摆了个修鞋摊。我找到孙老头。“孙叔，还记得我跟你说的话吗？

做生意合法了。”他看着我，这次没笑。“你想做什么？”“卖豆腐乳。

”我掏出一小罐自己做的豆腐乳。他尝了一口，眼睛亮了。“这手艺，能成。

”我用攒了两年的钱——都是上工之余帮人缝补衣服、纳鞋底攒的——买了一批黄豆，

又借了周婶家的灶台，开始大量做豆腐乳。赶集的时候，

我在镇上最热闹的十字路口摆了个摊。第一天，带了二十罐，卖了十八罐。第二天，

带了三十罐，不到中午就卖完了。第三天，有人找上门来要批量进货。

那是县城百货商店的采购员，姓陈。他在赶集的时候尝了一罐，觉得味道好，

想放到百货商店里卖。“一个月能供多少？”“一百罐。”“价格怎么算？”我看着他，

报了一个数。他皱了皱眉：“高了点。”“陈同志，你尝过供销社那个豆腐乳，

再尝尝我这个。”他又挖了一勺，嚼了嚼，不说话了。“行，一百罐，先试一个月。

”这是我在这个时空做的第一笔正式生意。进账八十六块钱。1979年的八十六块钱。

我站在镇上的十字路口，攥着那沓钱，想笑又想哭。消息传回红旗大队的时候，我正在收摊。

周婶跑过来跟我说，赵德发在大队部骂了一下午。“骂什么？”“骂你。”周婶压低声音，

“说你以前投机倒把，现在换了个名头继续投机倒把。还说政策迟早变回来，

到时候你还得进采石场。”我笑了笑，没说话。

他的日子不好过了——这一点不用别人告诉我，我自己看得出来。家庭联产承包之后，

大队长的权力大不如前。分田到户，他管不着别人种什么了。以前仓库的粮食他能上下其手，

现在粮食都在各家各户手里，他断了财路。周婶又说：“他家桂花在供销社碰见我，

问我你那个豆腐乳是怎么做的。我说我不知道，她就甩了脸子走了。

”我低头继续收拾摊子上的罐子。赵德发在路上碰见我的时候，眼神从最初的警惕，

慢慢变成了别的东西——不是不屑，是不安。

一个在采石场熬了六个月、回来后安安分分种了两年地的女人，忽然开始赚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