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我之河(娜娜苹果)完结版免费小说_热门完结小说渡我之河(娜娜苹果)

一、铁锅奶奶分给我们的那口锅，大得能煮下整个童年的饥饿。分家那天是腊月二十三，

北方小年。按照村里习俗，这天该祭灶、吃糖瓜，说些甜言蜜语。可我家分到的“甜”，

只有灶台上那口黝黑的生铁锅，和奶奶一句冷冰冰的话：“老大家两个丫头片子，饭量小，

这锅够吃了。”父亲蹲在锅边，像尊石像。母亲挺着七个月的肚子，

把三袋发了霉味的麦子拖到院子中央。那些麦粒里混着砂石和鼠粪，摊在破塑料布上，

像一片溃烂的皮肤。那年我六岁，妹妹在我妈肚子里。我躲在门后，

看二叔一家欢天喜地搬进临街的新房。二婶怀里抱着刚满月的堂弟，

奶奶往那孩子襁褓里塞了个红纸包，脸上的皱纹挤成一朵菊花：“我的大孙子，

将来要给奶奶考状元！”风从山坳那边吹过来，卷起地上的黄土，迷了我的眼。我揉着眼睛，

听见父亲终于开口，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过铁锅：“妈，那拖拉机……我种地能用上。

”奶奶头也没回：“老二家人多活儿多，先用着。你年轻力壮，多出点力气怕什么？

”那辆拖拉机是爷爷生前买的。爷爷是河南逃荒来的外乡人，入赘到奶奶家，

一辈子没直起过腰。他去世时，父亲跪在灵前哭得撕心裂肺，

奶奶却只是淡淡地说：“外姓人，尽了本分就行。”如今爷爷不在了，

父亲这个“外姓人的儿子”，在奶奶眼里，大概连“本分”都不必有了。

锅搬进新家的第一个晚上，母亲用它煮了一锅稀粥。米少水多，米粒沉在锅底，

像稀疏的星星。父亲喝了两碗，把碗重重一墩：“这是喂鸡呢？”母亲没说话，

只是又从锅里给他捞了捞，把仅有的几粒米盛进他碗里。火光映着她的脸，浮肿，蜡黄，

眼角有泪，但她飞快地抹去了。夜里，我听见他们在隔壁房间压低声音争吵。

“你就不能去跟你妈再要几亩好地？”“要？怎么要？她说得不够清楚吗？咱们是丫头命！

”“丫头就不是人了？丫头就不配吃口饱饭了？”“你冲我吼什么？有本事你生个儿子啊！

”然后是一记响亮的耳光声。我蜷缩在被窝里，开始数数。一，二，三……数到一百，

也许就停了。这是我自己发明的咒语。以前我数到一百，父亲真的会停手。但今晚，

数到一百五十，隔壁传来母亲压抑的呜咽和什么东西撞在墙上的闷响。我捂住耳朵，

继续数：二百，二百零一，二百零二……数到三百二十七时，一切终于安静了。

月光从破窗纸的窟窿里照进来，在地上投出一个惨白的光斑。我看着那光斑，

想起白天奶奶塞给堂弟的红包。那红色真刺眼，刺得我眼睛生疼。第二天清晨，

母亲照常起来煮粥。她的左眼角有一块瘀青，颧骨肿得老高。

但她还是把那口大锅刷得干干净净，添水，生火，淘米。动作熟练得让人心碎。

父亲蹲在门槛上抽烟，烟雾笼罩着他的脸。我背着破书包准备去上学，经过他身边时，

他忽然叫住我：“娜娜。”我站住，不敢抬头。“好好念书。”他说，声音有些奇怪，

“念好了，离开这个鬼地方。”我惊讶地抬头看他。晨光中，他的侧脸线条依然冷硬，

但眼睛里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是悔恨？是痛苦？还是我臆想出的温柔？我“嗯”了一声，

逃也似的跑了。去学校的路很长，要翻两个山坳。冬天的山路结着薄冰，我走得很小心。

小腿的肌肉已经开始发育，因为每天都要走这么远。同学们说我腿粗，笑我像头小牛犊。

他们不知道，我真的放过牛，知道牛走山路时，每一步都要踏得稳，踏得深。在学校，

我是沉默的。老师让用“我的”造句，我站起来说：“这是我的书。”同学们哄堂大笑。

因为在方言里，“我”的发音是“俄”，而我说的是普通话“我”。那个从北京回来的父亲，

曾经教给我的、标准却格格不入的发音，成了我在集体中的第一个烙印——异类。放学回家，

母亲让我去放牛。那头分家得来的老牛，眼睛浑浊，走路慢吞吞的。我牵着它去后山坡，

看它低头啃枯黄的草。夕阳把天空烧成橘红色，远处的村庄升起袅袅炊烟。

我想起父亲早上说的话：“离开这个鬼地方。”离开，去哪儿呢？我不知道。但我知道，

我必须走。二、苹果与爸爸关于父亲最早的清晰记忆，与一个苹果有关。那时我大概两岁，

刚会摇摇晃晃地走路。父亲从北京回来——他当了两次兵，第一次在新疆，第二次在北京。

后来我才知道，第二次是因为他在地方上找不到工作，又回部队了。他穿着笔挺的军装，

手里拿着一个红得发亮的苹果。那苹果真好看，像年画上画的那种，圆润，饱满，

表皮光滑得能照见人影。在我们村，苹果是稀罕物，更别说这么漂亮的苹果。他蹲下来，

与我平视，用我从未听过的、好听的普通话对我说：“叫爸爸。爸——爸——”我盯着苹果，

嘴唇动了动，发出含糊的音节。他耐心地，一遍遍教：“看着我的嘴型，

爸——爸——”我终于发出了一个接近的音。他笑了，把苹果递给我。那是我第一次吃苹果，

脆，甜，汁水顺着嘴角流下来。他用粗糙的手指帮我擦掉，那手指上有烟草和机油的味道。

后来，这个发音成了我在学校的第一个困境。一年级语文课，

老师让我们读课文：“我爱爸爸，我爱妈妈。”我站起来，

用父亲教的标准普通话念：“我爱爸爸。”教室里静了一秒，然后爆发出哄笑。

坐在后排的男生学着我：“我爱爸——爸——装啥洋相哩！”老师皱了皱眉：“李晚同学，

用方言读。”我脸红得像火烧，低下头，用方言小声重复：“俄爱爸爸。”从那以后，

我学会了切换。在家，尽量不说话；在学校，模仿同学们的土话。那个标准的“爸爸”，

连同苹果的甜味，被我埋进了记忆深处。

只有在极偶然的时刻——比如看到水果摊上红彤彤的苹果时——才会突然浮现，

带着一种尖锐的、甜中带痛的质感。父亲并不是总那么可怕。他也有正常的时候，

甚至可以说是能干的。他会把被子叠成标准的豆腐块，棱角分明；袜子要一双双卷好，

整齐地码在抽屉里；工具用完必须放回原处，否则他会大发雷霆。这些军队里带来的习惯，

是他对抗混乱生活的方式——至少在表面上。农忙时，他是村里最肯下力气的人。五亩坡地，

他硬是一锹一锹翻了个遍。夏天收麦子，他挥舞镰刀的样子像在冲锋，背上晒脱了皮，

一层层往下掉。冬天修水渠，他跳进结冰碴的水里，一干就是一天。

但他所有的力气和秩序感，似乎只对外面的世界有效。一回到家，

那层勉强维持的平静就开始龟裂。母亲是他的第一个靶子。

争吵的起因往往微不足道：饭咸了淡了，猪喂晚了，柴火没劈够……但总能迅速升级。

父亲的声音会陡然拔高，脖子上的青筋暴起。母亲开始还会辩解几句，后来渐渐沉默，

只是低头做手里的活儿。可沉默有时候更激怒他。“你聋了？哑了？我跟你说话呢！

”母亲还是不吭声。然后就是动手。巴掌，拳头，脚。母亲从不还手，只是护住头脸，

蜷缩起身子。有时候她会流血，鼻血，或者嘴角破裂。父亲打累了，会停下来，

喘着粗气瞪着她。那一刻，他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剧烈挣扎——是愤怒？是悔恨？

还是对自己深深的厌恶？但下一次，依然如此。我曾经试图阻拦。七岁那年冬天，

父亲又动手了。我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冲过去抱住他的腿：“别打妈妈！”他低头看我，

眼神陌生得可怕。然后他一把推开我：“滚开！”我摔在地上，后脑勺磕到门槛，嗡的一声。

母亲尖叫着扑过来护住我。那晚，我发了高烧，迷迷糊糊中，听见母亲在哭，

父亲在院子里走来走去，脚步声沉重而凌乱。半夜，他端了碗温水进来，扶我起来喝。

他的手在抖。“娜娜……”他叫我的小名，声音沙哑。我闭着眼，假装睡着。他坐了很久，

久到我真的快睡着了。最后，我听见他极轻地说了一句：“爸对不起你。”但那句对不起，

像清晨的露水，太阳一出来，就蒸发得无影无踪。三、母亲的路母亲逃跑过三次。

第一次是我八岁那年春天。父亲因为犁地时牛不听使唤，回来把气撒在母亲身上。

那一次打得特别狠，母亲的一颗牙掉了，满嘴是血。第二天，父亲去赶集。

母亲收拾了几件衣服，拉着我和妹妹说：“走，咱们去外婆家。

”外婆家在二十里外的另一个村。母亲没有自行车，我们只能走着去。妹妹才三岁，走不动，

母亲就背一段，抱一段。我牵着母亲的衣角，跟在她身边。春天的风吹在脸上，暖洋洋的，

路边的野花开了，黄的白的紫的。那是我记忆中少有的一段安宁的旅程。到了外婆家，

舅妈的脸却拉得老长。“咋又来了？”她正在院里喂鸡，撒谷子的动作很重，“家里正忙呢。

”外婆颤巍巍地从屋里出来，看见母亲脸上的伤，

眼泪就下来了：“我苦命的闺女啊……”那天晚上，我们睡在外婆的炕上。

外婆搂着我和妹妹，轻声哼着古老的歌谣。母亲和外婆在油灯下说话，

我迷迷糊糊听见外婆说：“忍忍吧，为了孩子……离了婚，你带俩娃咋活？

唾沫星子都能淹死人……”第三天下午，父亲骑着借来的自行车来了。他提了一包点心，

两瓶酒。舅妈的脸色立刻好看了许多。父亲对外婆说：“妈，我错了，我再也不动手了。

”外婆看着他，又看看母亲，长长叹了口气。母亲最终还是跟父亲回去了。回去的路上，

父亲骑车，妹妹坐在前杠上，我坐在后座，母亲跟在后面走。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

四个黑色的剪影，沉默地移动在尘土飞扬的土路上。第二次逃跑是在冬天。

那一次父亲动了菜刀——不是真要砍人，是把刀摔在母亲脚边，刀尖扎进土里，立着晃。

母亲吓坏了，连夜带着我们跑到镇上派出所。值班的是个年轻警察，听完母亲的哭诉，

递给她一杯热水：“大姐，这……清官难断家务事啊。我们把他抓来，关几天，放回去，

你日子不过了？”“他差点杀了我！”母亲的声音在发抖。“这不没杀成嘛。

”另一个年纪大点的警察抽着烟说，“两口子打架，床头打床尾和。你还有两个孩子，

多为孩子想想。”“我就是为孩子想，才不能让他这么打下去！”“那你离了婚，

一个人带俩孩子，吃啥喝啥？”老警察吐了个烟圈，“回吧，好好过日子。男人嘛，

脾气上来了控制不住，过后就好了。”母亲在派出所门口坐了很久。天快亮时，她站起来，

拉着我和妹妹，又往回走。那天的风格外冷，刮在脸上像刀割。妹妹哭着想睡觉，

母亲就把她背起来。我牵着母亲冻得通红的手，问她：“妈，咱们去哪儿？”母亲没说话，

只是更紧地握住了我的手。我们没回家，而是去了村后的山神庙。那是一座破败的小庙，

平时没什么人来。母亲让我们坐在庙门口的石阶上，她进去，跪在神像前。我从门缝里看她。

油灯的光忽明忽暗，映着她佝偻的背影。她磕头，一下，两下，三下……磕得很重，

额头撞在地上，发出沉闷的响声。她在祈祷什么？是让父亲变好？是让我们能活下去？

还是祈求神灵给她一条出路？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那天母亲在山神庙里跪了很久，

久到妹妹在我怀里睡着了，久到太阳爬上山头，把庙里的灰尘照得清清楚楚。最后，

母亲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走出来，对我们说：“回家吧。”第三次逃跑，

母亲没带我们。那是我十岁那年，妹妹五岁。父亲因为奶奶又偏袒二叔家，喝醉了酒，

回来把桌子掀了。碗盘碎了一地，热菜热汤溅了母亲一身。母亲什么也没说，

等父亲醉倒在炕上，她收拾了几件衣服，悄悄出了门。那晚，我和妹妹缩在被窝里，

谁也没睡。妹妹小声问我：“姐，妈妈不要我们了吗？”“不会的。”我说，

但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天快亮时，父亲醒了，发现母亲不在，暴跳如雷。

他砸了家里唯一的一面镜子，又把那口大铁锅踹翻了。我和妹妹吓得躲在角落里，

大气不敢出。“去找！”父亲冲我吼，“去你外婆家找！”我拉着妹妹往外跑。出了门，

才发现不知道该往哪儿去。外婆已经不在了——去年冬天，外婆去世了。

母亲已经没有娘家可回了。我们在村口的老槐树下坐了半天。最后，我决定去镇上找。

母亲可能会去派出所，或者汽车站。走到半路，我看见一个人影从对面走来。是母亲。

她走得很慢，低着头，手里拎着那个蓝布包袱。“妈！”我跑过去。母亲抬头看见我们，

愣住了，然后眼泪哗地流下来。她蹲下来，紧紧抱住我和妹妹，抱得那么紧，

几乎让我们喘不过气。“妈不走，妈再也不走了。”她哭着一遍遍说。原来，

母亲确实去了汽车站。她想坐车去县城，然后去更远的地方打工。可到了车站，

看到那些背着大包小包外出的人，她突然想起我和妹妹——想起我该上学了，

想起妹妹还那么小，想起如果我们没了妈，父亲会不会把气撒在我们身上？“妈不能走。

”在回家的路上，母亲一手牵着我，一手牵着妹妹，“妈走了，你们咋办？

”那天的夕阳和两年前一样红，我们的影子也一样长。但这一次，母亲走在中间，

紧紧攥着我们的手，仿佛一松开，我们就会被风吹散。从那以后，母亲再也没逃跑过。

她认命了。四、两个女儿我和妹妹，是母亲绳索的两端，也是她无法挣脱的负重。

妹妹叫李晨，2004年生，比我小五岁。她出生那天，奶奶来医院看了一眼，

听说又是个女孩，转身就走。父亲在产房外蹲了一下午，抽光了一整包烟。

母亲抱着妹妹回家时，父亲没去接。是邻居张婶用三轮车把我们拉回去的。到家时，

父亲在修农具，榔头敲在铁器上，一声声，又重又闷。“回来了？”他没抬头。“嗯。

”母亲的声音轻得像蚊子。“叫啥？”“李晨。早晨的晨。”父亲终于抬起头，

看了一眼襁褓里的妹妹。那眼神很复杂，有失望，有疲惫，还有一丝我读不懂的东西。

然后他又低下头，继续敲打：“晨就晨吧。”妹妹从小就是个安静的孩子。不哭不闹，

给什么吃什么。有时候我怀疑，她是不是在娘胎里就学会了察言观色，

知道这个家容不得太响亮的声音。我承担了照顾她的任务。母亲要干农活，要做饭洗衣，

还要应付父亲随时可能爆发的脾气。所以我学着给妹妹换尿布，喂米糊，哄她睡觉。

她哭的时候，我就抱着她在屋里走来走去，哼母亲哼过的歌谣。妹妹第一次挨打，

是因为打碎了一个碗。那年她四岁，想帮母亲洗碗。够不到灶台，就搬了个小板凳垫脚。

结果手一滑，碗掉在地上，碎了。那是家里最后几个完整的碗之一。父亲正好从地里回来，

看见一地碎片，脸瞬间黑了。他一把拽过妹妹，巴掌就落了下去。妹妹没哭，

只是瞪大了眼睛，惊恐地看着父亲。那眼神我至今记得——不是疼痛，而是不理解，

不明白为什么一个碗会比她重要。我冲过去护住妹妹：“她还小！不是故意的！

”父亲的手停在半空。他看着我们，看着瑟瑟发抖的妹妹，又看了看地上的碎片，

忽然转身走了出去。那天晚上，母亲在油灯下补衣服，妹妹趴在她腿上睡着了，

脸上还有泪痕。母亲轻声对我说：“娜娜，你要护着妹妹。在这个家，你们只有彼此了。

”我点点头，心里涌起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感。那年我九岁，却觉得自己已经老了。

妹妹渐渐长大，性格越来越像我——或者说是像这个家塑造出来的我：沉默，隐忍，

善于察言观色。但她比我更甚，她几乎从不表达自己的需求。学校组织春游，要交十块钱。

我没敢跟家里要，她知道后，偷偷把自己的午饭钱省下来，攒了一个星期，凑够了给我。

“姐，你去吧。”她把皱巴巴的零钱塞到我手里，“回来跟我讲讲外面啥样。”我没去。

我用那十块钱给妹妹买了双新袜子——她的袜子破得脚趾都露出来了。

我们之间很少说温情的话。在这个家，温情是奢侈的，甚至是危险的——它让你软弱，

让你有所期待，而期待往往带来更大的失望。但我们有自己的默契。父亲发脾气时，

我会给妹妹使眼色，让她躲到屋里去；母亲挨打时，妹妹会紧紧攥着我的手，

指甲掐进我肉里；夜里，我们挤在一张床上，背靠背取暖，听彼此压抑的呼吸声。有一次，

妹妹发烧了，烧到说胡话。父亲不在家，母亲急得直掉眼泪。我背起妹妹就往村卫生所跑。

山路很黑，我深一脚浅一脚，几次差点摔倒。妹妹在我背上，滚烫的脸贴着我脖子，

喃喃地说：“姐，我想吃苹果……”我想起父亲给我的那个苹果。红彤彤的，脆甜的。

“等你好了，姐给你买。”我说。“骗人。”妹妹闭着眼睛笑，“咱们家买不起。

”到了卫生所，赤脚医生给妹妹打了针。回去的路上，月亮出来了，照得山路一片银白。

妹妹趴在我背上，轻声说：“姐，等我长大了，挣好多好多钱，给你买一屋子苹果。

”我没说话，只是更稳地背着她。月亮真好，又大又圆，像一个永远不会被打碎的希望。

五、奶奶的秤奶奶心里有杆秤，一头是孙子，一头是孙女。孙子的那头，永远沉甸甸地坠着。

堂弟李宝，比我小六岁，是二叔家的独子，也是奶奶的命根子。从他会走路起，

就是奶奶最得意的作品。每年除夕，一大家子聚在奶奶的老屋里吃年夜饭。

桌上最好的菜——那条完整的鱼，那盘红烧肉——总是摆在堂弟面前。

奶奶不停地给他夹菜：“宝啊，多吃点，长得壮壮的。”我和妹妹面前，只有素菜和咸菜。

我们习惯了，埋头吃自己的。发压岁钱时，区别更明显。奶奶给堂弟的红包厚厚的，

摸着就知道不少。给我们的，薄薄一张。有一年我拆开看过，堂弟的是五十，我们的是五块。

五岁那年，堂弟看上我手里的小木马——那是爷爷生前给我做的，虽然粗糙，

却是我唯一的玩具。他哭闹着要，奶奶直接从我手里夺过去，塞给他：“给弟弟玩会儿。

”“那是我的……”我小声说。奶奶瞪我：“什么你的他的？一家人分这么清楚？你是姐姐，

要让着弟弟！”堂弟抱着木马，冲我得意地笑。我咬着嘴唇，没让眼泪掉下来。从那以后，

我再也没有过属于自己的玩具。上学后，差距更加赤裸裸。堂弟有新书包，新文具盒，

穿的是镇上买的运动鞋。我和妹妹用母亲用旧布缝的书包，铅笔短到捏不住还要接着用，

鞋子永远大一号，因为母亲说“脚长得快，买大点能多穿两年”。但这些物质上的不公平，

还不是最伤人的。最伤人的是奶奶看我们的眼神——那种混杂着怜悯、嫌弃和冷漠的眼神。

仿佛我们不是她的亲孙女，而是什么不得不接受的累赘。有一次，奶奶来我家，

看见母亲在教妹妹认字。妹妹那时六岁，已经能认不少字了。奶奶看了会儿，

淡淡地说：“丫头片子认那么多字有啥用？早晚是别人家的人。”母亲的手顿了顿，

然后继续指着书上的字：“这个念‘天’，天空的天。”奶奶摇摇头，走了。

后来妹妹真的成了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每次拿回奖状，母亲都会仔细贴在墙上。

那一面墙渐渐被奖状贴满，成了灰暗房间里唯一亮眼的色彩。但奶奶从不夸妹妹一句。

倒是堂弟考试及格了，她能念叨好几天：“我孙子聪明，随他爸。

”父亲对奶奶的感情很复杂。他恨她的偏心，却又渴望她的认可。每次从奶奶那儿受了气，

回来就会加倍发泄在母亲和我们身上。“你妈就是瞧不起我！”他喝酒后常这样吼，

“就因为我不是儿子？就因为我没生出儿子？”母亲不说话。她知道，说什么都没用。

有一年中秋，二叔一家来吃饭。堂弟在院子里追鸡玩，不小心打翻了父亲刚酿的一坛酒。

酒香四溢，父亲的脸瞬间沉了下来。二叔赶紧打圆场：“小孩子不懂事，哥你别生气。

”奶奶也说：“就是坛酒嘛，再酿就是了。宝啊，到奶奶这儿来。

”父亲看着堂弟躲在奶奶身后做鬼脸，看着二叔满不在乎的表情，看着奶奶护犊子的样子，

忽然转身进了屋。那晚，他没再出来吃饭。夜深人静时，我起来上厕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