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分两瓣一个商人的百年远航

1 序章·北京，19841984年的香港，维多利亚港的海风带着潮湿的咸味，

吹进中环嘉里集团顶层的办公室。夜色已深，霓虹在脚下铺成一条璀璨的星河。

郭鹤年没有看那片繁华，他的目光越过南海，落在地图上那片广袤的雄鸡版图上，

落在一个被铅笔重重圈出的地方——北京长安街-2-4。

一份文件摊开在他宽大的红木书桌上，旁边是一杯早已凉透的乌龙茶。

文件内容是关于北京计划兴建“中国国际贸易中心”的评估报告。项目宏大，

耗资预计高达5亿美元，在当时的中国，这是一个令人咋舌的天文数字-2-6。

竞标者寥寥，且多是气势逼人、条件苛刻的美日财团。有人劝他：“Robert，

那里风险太高，回报周期太长。同样的钱，放在香港或伦敦，机会更多。”郭鹤年沉默着，

手指无意识地划过报告扉页。他没有立刻回答，而是转过身，望向办公室墙上唯一的一幅画。

那不是名贵的艺术品，而是一幅略显朴拙的油画：一栋白色的两层小楼，

在热带阳光下显得安静而坚实。那是1949年，马来西亚新山，郭氏兄弟公司的起点-4。

他的目光上移，油画上方，挂着一幅女士的黑白照片。她梳着得体的发髻，

眼神慈爱中透着不容置疑的坚毅。照片旁，是她亲笔题写的家训：“儿孙能如我，

何必留多财；倘若不如我，多财亦是空。不为自己求利益，但愿大众共安宁。

”-1-4这是他的母亲，郑格如。他一生商业航程中，

那位从未现身却始终在场的“隐形船长”-4。“咱们要争志气，”他忽然开口，声音不大，

却像一块石头投入寂静的湖心，打破了满室的权衡与算计，

“不要给外面人瞧不起咱们中国人。这个事情，应该咱们中国人自己来做。”-6这句话，

几乎消耗掉他当时银行里大部分的可动用资金，

甚至需要他抵押香港的优质资产、抛售部分股票来筹措-3。在纯粹的商业逻辑里，

这并非最优解。但在他心里，有另一把算盘，算的是“志气”，是“根脉”。就在不久前，

他动情地对媒体说过：“我的心分成两瓣，一瓣是爱我生长的国家马来西亚，

一瓣是爱我父母生长的家乡中国。”-1 此刻，那瓣属于父母家乡的心，

沉甸甸地跳动着，压过了一切精明的考量。他做出决定的那个深夜，

没人知道这位已过花甲之年的“糖王”在想什么。或许，他想起了十年前，1973年，

全球糖价动荡，中国急需30万吨食糖。国家相关部门的负责人秘密找到他。

他放下自己如火如荼的生意，动用了全球的资源网络，

不仅以最优价格帮助国家采购到足额糖源，更在国际期货市场上，

为国家额外赚取了四五百万美元的外汇-4。事后，身边人惋惜，

问他为何不顺便为自己的公司操作，牟取暴利。

一向温文尔雅的郭鹤年罕见地严肃起来：“那是对中国的不忠！”-4 这份“忠”，

并非对某个政权，而是对他血脉源头的、文化意义上的“中国”的赤子之诚。国贸，

将是他另一场规模空前的“忠”的实践。他按下内部通话键，

语气恢复了平日的沉稳干练：“通知下去，全力准备北京国贸中心的竞标方案。我们自己做。

”这个决定，如同他人生中许多次关键的“下注”一样，在当时看来充满风险。但他的人生，

恰恰就是从一次又一次穿越风险的航行中，驶向辽阔的。

2 源流·母亲的海与父亲的河时间回溯到1923年，

马来半岛最南端的新山Johor Bahru。

炎热潮湿的空气里弥漫着橡胶和香料的味道。郭鹤年在这里出生，

是当地华侨富商郭钦鉴的幼子-2。他的家，并不像外表看起来那样和睦圆满。

父亲郭钦鉴凭借精明与魄力，将家族生意“东升号”主营米粮做得风生水起，

积累了巨额财富-4。然而，成功也带来了放纵，他沉迷鸦片、堵伯，并娶了二房-4。

这让出身福州书香门第、受过新式高等教育的母亲郑格如无法忍受-1-4。

她毅然带着三个年幼的儿子——鹤举、鹤龄、鹤年，搬出了大宅，

住进教堂街一间简朴的小屋-4。郭鹤年记忆中，父亲形象模糊且冰冷，

他甚至曾因父亲拒绝接济福建老家的穷亲戚而怒斥其为“人渣”-4。而母亲，

则是他世界的全部支柱与光明。郑格如女士，这位毕业于福州协和大学的女子，

是子女人格和商业伦理的奠基者-1-4。她不仅教孩子们说流利的普通话，

更深耕他们的精神世界：讲《论语》，谈老庄，尤其是鬼谷子的智慧，

启迪了郭鹤年未来低调、藏锋、长于策略的处世之道-4。她异常严厉，孩子犯错会动家法，

让他们铭记教训-4。她更教诲他们谦逊、真诚、公正，绝不可用龌龊手段打压对手-4。

每天，她会给每个儿子五分钱零用。大哥二哥总是很快花光，而年幼的郭鹤年，

却能每天存下四分-1。这份刻在骨子里的克制与远见，是母亲留给他的第一笔，

也是最重要的一笔商业资本。母亲也是他与“中国”这条文化血脉最坚实的连接者。

她让儿子们始终铭记，他们是华人-3。1940年代末到1950年代初，

她曾多次往返于马来亚与中国之间，为故土的新生感到欢欣鼓舞-6。这份深沉的家国情怀，

如同无声的溪流，浸润了郭鹤年的整个成长岁月。相比之下，父亲郭钦鉴留给他的，

更像是一条充满实战气息的“商河”。尽管父子感情疏离，

但郭鹤年自幼在“东升号”耳濡目染，对米、糖、大豆的生意经无师自通。

他曾在自传里记述过惊心一幕：父亲在车上与母亲激烈争吵，竟暴躁地想将母亲推下车，

幸得司机阻拦-4。商业上的天赋与家族内部的裂痕，这两种矛盾的特质，

也奇异地交织在他的血脉里。1947年，24岁的郭鹤年不愿困于复杂的家庭氛围，

只身前往新加坡，用约10万林吉特约合3万多美元的积蓄，创立了“力务克公司”，

经营船务和杂货-2-5。这是他独立远航的开始。然而次年，父亲郭钦鉴骤然病逝，

年仅55岁-4。家族的担子，意外地压了下来。处理遗产时，

郑格如展现了惊人的大气与公正。她将遗产扣除税费后分成七份，自己与鹤举、鹤年占三份，

其余四份，全部给了二房一家-4。平息可能的纷争后，

她做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将家族力量凝聚起来。她提议，

以郭鹤年的“力务克”为基础，联合各房堂兄弟，

于1949年共同组建“郭氏兄弟有限公司”-1-4。由于大哥鹤举志在从政，

年仅26岁的郭鹤年，被一致推举为公司的董事主席-2-7。那栋白色的两层小楼，

成了新航程的起点。油画上，它安静朴素；现实中，

它承载着一个年轻掌门人所有的野心与一个家族全部的希望。母亲是隐形的船长，而郭鹤年，

必须成为那个在惊涛骇浪中紧握舵轮的水手。

3 崛起·“糖王”的胆魄与视野郭氏兄弟公司起初延续传统，经营米粮杂货。

但郭鹤年知道，要想真正壮大，必须找到那个能撬动全局的支点。1950年代初，

二哥郭鹤龄因卷入马来亚政治活动不幸遇害-2-4。家族再遭重创。为暂避风头，

也为了寻求突破，1954年，郭鹤年远赴伦敦考察学习-3-5。在伦敦，

商品交易所里闪烁的报价牌和交易员们激烈的喊价声，为他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3。

他敏锐地捕捉到“期货”这种金融工具的魅力，

并花了大量时间深入研究糖的全球生产和贸易链条-5。他明白，

仅仅做贸易中间商是不够的，必须向上游控制资源，向下游掌握渠道，

并利用金融工具对冲风险、放大利润。一套完整的“产业链整合”思路，

在他脑海中逐渐清晰-5。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独立。旧有的殖民经济体系松动，

市场出现真空-2-3。郭鹤年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天赐良机。他从英国归来，

在家族会议上提出了一个近乎疯狂的计划：押上郭氏兄弟公司几乎所有的资金，

创办马来西亚第一家本土炼糖厂-4。反对声不小。

糖业历来被西方资本和本地传统势力把持，风险极高。关键时刻，又是母亲郑格如站了出来，

力排众议，支持了小儿子的孤注一掷-4。这份信任，比任何资金都珍贵。郭鹤年行动迅捷。

1959年，他与马来联邦土地发展局合资，在槟城创办了马来西亚糖厂-2。

他没有盲目种植甘蔗当时马来亚几乎不种甘蔗，而是先从泰国、古巴等国进口粗糖，

进行精炼加工，再利用自己逐渐建立的销售网络，

在马来亚乃至整个东南亚市场销售-2-3。这一步，他站稳了脚跟。但他要的远不止于此。

1968年，他迈出了控制源头关键一步：向玻璃市州政府租借约1.44万英亩土地，

开垦成庞大的甘蔗种植园，并成立玻璃市种植有限公司-2-5。这在马来西亚是开创性的。

随着种植园丰收，他的糖厂原料得到保障，成本大幅降低，真正开始实现食糖的自给-5。

真正的“王冠”加冕时刻，来自于他对全球大势的精准判断和期货市场的娴熟运作。

1970年代初，他凭借在伦敦学到的洞察力，预判世界糖价将迎来大涨。于是，

他做了一件让同行瞠目结舌的事：在价格上涨前，动用巨资，在全球范围内收购大量原糖，

并大规模投资白糖期货-1-2。1973年，全球糖荒如期而至，糖价飙涨-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