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一课

凌晨四点半，李桂枝在鸡鸣前醒来。黑暗中，她摸到枕边的手电筒，

推开开关——光束切开黑暗，照亮土墙上贴着的奖状。

“优秀教师”“山村教育奉献奖”“三十年教龄荣誉证书”……层层叠叠，

有些已经泛黄卷边，像秋日的落叶。最中间那张最新，

红印章鲜艳得刺眼：“关于撤销青松岭小学教学点的通知”。通知是三个月前送到的。

乡教育办的干事骑着摩托车来，溅了一身泥，公文包却擦得锃亮。“李老师，这是大势所趋。

”他递过文件时没敢看她的眼睛，“县里统一规划，学生不足三十人的教学点都要撤并。

”李桂枝记得自己当时的手没有抖。她平静地签了字，甚至给干事倒了杯茶，

用的是孩子们教师节送的搪瓷杯，杯身上印着歪歪扭扭的“老师辛苦了”。现在，

离最后的放学铃响还有十个小时。她穿衣下床，动作比往常慢。旧木床发出熟悉的吱呀声，

这声音陪伴了她二十七年——从新婚夜到丈夫病逝，从青丝到白发。推开房门，

山雾正从谷底漫上来，白茫茫一片，吞没了院里的老柿子树。厨房的灶台还是冷的。

李桂枝习惯性地往灶膛里添柴，手伸到一半停住了。

今天不用准备二十三份早餐——往常每周一、三、五，她都要早起煮一锅红薯粥，

给那些翻山越岭来的孩子暖身子。最远的刘小满要走两个半小时，到学校时裤腿总是湿的，

不知是露水还是汗水。米缸已经见底。李桂枝舀出最后一把米，想了想，又放回去半把。

明天她就要搬到县城儿子家去，这些米，留给山下的孤寡老人陈阿婆吧。煮粥的间隙，

她开始整理要带走的东西。其实没什么可整理的——几件洗得发白的衣服，一摞备课本，

一箱子学生作文。最大的行李是墙上那些奖状，她小心翼翼地揭下来，每一张都用报纸衬好，

叠进纸箱。揭到最后一张时，胶水粘得太牢，撕破了一角。

李桂枝的手指在破损处停留了很久，最终没有修补。天光微亮时，粥熟了。她盛了一碗，

坐在门槛上慢慢喝。雾开始散去，露出对面山脊的轮廓，像沉睡的巨兽。

这个角度能看到学校的屋顶——青瓦铺成，有几处已经塌陷，用塑料布和石块压着。

旗杆孤零零地立着，顶端的滑轮坏了，国旗已经三个月没升上去。“最后一次了。

”她对自己说。放下碗，李桂枝走向院角的鸡窝。三只母鸡是她唯一的“财产”，

明天带不走。她撒了把谷子，看着它们争先恐后地啄食。“对不起啊。”她轻声说，

“陈阿婆会来接你们，她心眼好。”最肥的那只芦花鸡忽然抬起头，黑豆似的眼睛看着她，

叫了一声。像是在告别。整理好一切，天色已经大亮。

李桂枝锁上院门——其实锁不锁都一样，这深山里，除了偶尔迷路的野猪，没什么会来。

但她还是仔细地挂上那把生锈的挂锁，钥匙在手里握得温热。去学校的路她闭着眼睛也能走。

青石板铺成的台阶被无数双脚磨得光滑，下雨天会泛出深沉的青色。路两旁是野山茶树，

这个时节，白色的花已经谢了，结出青涩的果实。孩子们常偷偷摘了当弹珠玩，被她发现后，

会红着脸交出来，手心的汗把茶果浸得发亮。今天，她走得很慢。每走几步就停下来，

摸摸路边的石头，看看树上的鸟巢。在一个拐弯处，

她蹲下身——石缝里长着一丛紫色的小花，叫不出名字，但每年春天都开。去年这时候，

张小花蹲在这里画过它，说像妈妈的发卡。“老师！”声音从身后传来。李桂枝转身，

看见刘小满正从另一条小路跑上来，背篓在身后晃荡。他今天到得格外早，额头上全是汗。

“慢点跑。”李桂枝下意识地说，说完才想起，这是她最后一次说这句话了。

刘小满在她面前停下，喘着气。这个十三岁的男孩比同龄人瘦小，眼睛却格外亮。

他卸下背篓，里面不是往常的柴火，而是一捆用红布扎好的松枝。“奶奶说，

”他低头看着自己的鞋——鞋尖破了，露出大脚趾，“让我带这个来。她说松枝熏屋子，

能去晦气，以后……以后新来的老师会顺遂。”李桂枝接过松枝。针叶扎手，

散发出一股清冽的苦香。她想起刘小满的奶奶，那个裹着小脚、大字不识的老太太，

每年端午都会包一篮粽子送到学校，说“先生辛苦”。“替我谢谢奶奶。

”她听见自己的声音有些哑。师生二人并排走向学校。晨雾完全散了，阳光洒下来，

给一切都镀上金边。远远地，能看见那排土坯房的轮廓——三间教室，一间办公室，

一间她住的宿舍。操场是勉强推平的土地，两个自制的篮球架已经歪斜，

篮板上的油漆剥落殆尽。校门口的木牌还挂着。“青松岭小学”五个字是她丈夫生前写的，

他是村里的会计，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如今，木牌开裂，“学”字的最后一点不知何时掉了，

像一个未完成的句子。李桂枝推开门。熟悉的景象扑面而来——空荡荡的教室，歪斜的课桌，

斑驳的黑板。粉笔灰在阳光中飞舞，像细小的雪花。她走到讲台前，抹了抹桌面。

其实昨天已经彻底打扫过，但她还是又擦了一遍。刘小满放下背篓，开始默默地摆桌椅。

他把每一张桌子都对齐地面砖的缝隙——这是李桂枝教他们的，说“桌椅整齐，心才能静”。

男孩做得很认真，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小满。”李桂枝忽然开口。男孩停住动作，

抬头看她。“新学校在镇上，有食堂，中午不用吃冷馒头了。”她说，“宿舍有暖气，

冬天不会生冻疮。”刘小满点点头，继续摆桌子。过了一会儿，他小声问：“老师，

镇上的学校……有图书馆吗？”“有。三层楼，书多得看不完。”“那……”他顿了顿，

“有山吗？”这个问题让李桂枝愣住。她看着窗外绵延的群山，

那些陪伴了她大半辈子的青色轮廓，第一次意识到，对这群孩子来说，山不仅是风景，

是屏障，也是他们认识的全部世界。“镇子在山脚下。”她最终说，“山还在，只是远了点。

”孩子们陆续到了。没有人喧哗，没有人追逐，每个人都安静地走进教室，放下书包，

坐得笔直。李桂枝站在讲台前，看着这二十三个孩子——从一年级到五年级，年龄参差，

高矮不一，但此刻的表情如此相似：一种过早到来的郑重。张小花眼睛还肿着，

显然昨晚又哭过。她母亲在视频里说今年春节不回来了，厂里加班费翻三倍。

王志强难得地穿着整齐，甚至系上了红领巾——虽然那红色已经褪成粉白。

双胞胎兄弟李大宝、李小宝互相挨着坐，手在课桌下紧紧握着。李桂枝的目光扫过每一张脸，

像在描摹一幅即将消失的画。她记得他们每一个人的故事：王小梅的父母离异，

跟着爷爷过；赵铁柱的爸爸在矿上伤了腰，全家靠低保；孙莉莉有先天性心脏病，

不能剧烈运动，但唱歌特别好听……钟走到了七点半。

没有铃声——那截当钟用的铁轨上周被收废品的买走了，五十块钱，

钱她给孩子们买了最后一批作业本。“上课。”她的声音在空旷的教室里响起，

比想象中平稳。“起立——”班长王志强的喊声带着破音。二十三个孩子齐刷刷站起来，

桌椅碰撞的声音格外响亮。“同学们好。”“老师好——”这声问候拖得很长，

仿佛谁也不愿它结束。李桂枝翻开语文书。

书页自动停在《最后一课》那一课——法国作家都德的名篇，她教过无数遍，

讲一个被迫放弃母语的故事。她从未想过，有一天自己会成为故事里的人。

“今天……”她清了清嗓子，“我们复习标点符号。”教室里响起翻书的声音。

没有一个人问为什么是复习，也没有一个人说早就学过了。所有人都低下头，

假装这是最普通的一堂课。李桂枝转身在黑板上写字。粉笔划过黑板的“吱吱”声，

是她生命里最熟悉的背景音。她写下一个逗号，一个句号，一个问号，

一个感叹号……每个符号都写得很大，很用力，粉笔灰簌簌落下，像细雪。“逗号，

是短暂的停顿。”她转过身，面对孩子们，“就像我们爬山累了，在半山腰歇脚。喘口气，

然后继续走。”“句号，是圆满的结束。”她指着那个完美的圆，“但不是终结。

故事结束了，讲故事的人还在，听故事的人也会记得。”她继续讲着，讲冒号如何引出下文，

讲分号如何连接并列，讲省略号里那些未尽的、绵长的可能。每个比喻都来自这座山，

这些孩子，这二十七年的岁月。阳光慢慢移进教室，照亮空气中飞舞的尘埃。李桂枝看见，

许多孩子的笔记本上，画的不是标点，而是她的侧影，是窗外的山，是那盆野月季。

铅笔摩擦纸张的声音沙沙作响，像春蚕在食桑。讲着讲着，她的视线模糊了。

不是眼泪——李桂枝二十七年没在学生面前哭过——而是某种更深的东西，像雾一样漫上来，

让眼前的一切变得柔软、朦胧。她想起自己第一天站在这里的样子。那是1986年春天，

她刚从县师范毕业，十九岁，扎着两条麻花辫。老校长把粉笔盒交到她手里：“桂枝，

这些娃就交给你了。”教室里坐着三十八个孩子，最大的十五岁，最小的六岁，

眼睛都亮晶晶的，盛着山泉般清澈的好奇。如今，三十八个变成了二十三个。

她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学生，有的考上了大学，有的去了城里打工，有的留在山里种茶。

他们偶尔会写信来，信封上盖着天南海北的邮戳。那些信她都收着，用红绳扎好，

放在床下的木箱里。“老师。”一个声音把她拉回现实。是张小花，举着手，

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怎么了，小花？”“省略号……”女孩的声音发抖，

“是不是就像……就像我们以后想您的时候，那些说不出来的话？”教室里一片寂静。

所有人都停下了笔。李桂枝走到张小花身边，轻轻摸了摸她的头。“是的。”她说，

“省略号里，什么都可以放进去。说不出的想念，没问完的问题，

还有……还有所有来不及说的话。”她抬起头，看着全班：“所以今天，我们要好好用句号。

该结束的，就让它圆满地结束。”下课铃的时间到了。虽然没有铃，

但身体的生物钟不会骗人。李桂枝合上书：“下课。”“起立——”孩子们站起来，

但没有人离开座位。他们看着她，像一群雏鸟看着即将远飞的母鸟。“老师，

”王志强忽然说，“您能不能……再带我们升一次旗？”李桂枝看向窗外。旗杆静静地立着，

顶端的滑轮坏了很久了。国旗叠得整整齐齐，放在办公室的抽屉里，已经有三个月没展开过。

“好。”她说。国旗是尼龙布的，边缘已经起毛，颜色也不再鲜艳。李桂枝把它抱在怀里时，

能闻到樟脑丸和陈旧织物的气味——这是去年国庆节前，她用学校最后一点经费买的。

二十三元钱，当时还心疼了好久。孩子们已经在旗杆下集合。他们按照高矮顺序排成两排，

手贴着裤缝，站得笔直。没有一个人说话，山风吹过操场，扬起细小的尘土。滑轮真的坏了。

李桂枝试了几次，绳子卡在半截，国旗只能升到旗杆三分之一的高度。她踮起脚，用力拉扯，

粗糙的麻绳磨得手心发疼。“老师，我来。”王志强走上前。

这个十五岁的男孩已经比她高半头，手上布满干活磨出的茧子。他接过绳子，

咬紧牙关用力一拽——“咔啦”一声，滑轮终于转动了。国旗缓缓上升，在晨风中舒展开来。

虽然只能升到半杆，但那片红色在青山的背景上依然醒目，像一道划破天空的伤口。“敬礼！

”李桂枝的声音有些颤抖。二十三个孩子齐刷刷举起右手，行少先队礼。她自己没有行礼，

只是仰着头，看着国旗在残缺的旗杆上飘扬。阳光刺眼，她眯起眼睛，

忽然想起二十七年前第一次升旗的情景——那时旗杆还是新的，松木制成，

丈夫和村民们一起扛上山。升旗的是当时六年级的学生，

现在那个孩子已经成为省城一家建筑公司的项目经理。他去年回来过，开着黑色轿车，

给学校捐了五千块钱，说“没有李老师就没有我的今天”。国旗升到最高处，停在半空。

绳子打了个死结，再也拉不动了。王志强试了几次，最终放弃。“对不起，老师。

”他低声说。“没关系。”李桂枝拍拍他的肩，“这样很好。”真的很好。停在半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