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队长让我挑粪，不知我爷爷是他老上级

“城里来的？挑粪去。”我刚从卡车上跳下来，脚底的泥还没站稳，一把粪勺就怼到我面前。

说话的人穿着半旧的军绿棉袄，胸口别了支钢笔，下巴抬得老高。

旁边有人小声告诉我：“这是咱大队长，姓赵。”赵大队长上下打量我一眼，嘴角撇了撇。

“叫什么？”“宋明远。”他没接话，转头对身后的人说：“城里娃，分到三组，

先挑一个月粪。”我攥紧了挎包的带子。挎包里装着一封信。那封信，

我爷爷叫我非到万不得已不许拆。1、1974年的冬天，比往年冷。

我站在红旗大队的晒谷场上。身上穿着我妈硬塞进箱子的棉袄，厚得像个粽子。

身边十几个知青，一个个缩着脖子，跟我一样，刚从城里来。卡车开走的时候，

有个女知青哭了。我没哭。我爷爷说过，哭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赵大队长站在场子中央，

手里拿着一张名单，念一个名字分一个组。“刘建国，一组。”“张卫红，二组。

”“宋明远——”他停了一下，看了我一眼。“三组。”旁边一个戴眼镜的知青凑过来，

小声跟我说：“三组是最差的，全是荒地，活最重。”我点了点头。“你叫什么？”“程志。

”他推了推眼镜，“北京来的。你呢？”“也是北京。”赵大队长走到我面前，

把粪勺往地上一戳。“宋明远是吧？”“是。”“家里什么成分？”“工人。”他哼了一声，

像是不信。“我看你那棉袄料子不错，工人家能穿得起？”我低头看了一眼袖口。

我妈确实给我买了最好的棉袄，她说山里冷，别冻坏了。“我妈在纺织厂上班，职工价买的。

”赵大队长的眼神变了一下，但很快恢复了那副居高临下的样子。“甭管什么价，

到了红旗大队，就得按红旗大队的规矩来。”他把粪勺踢到我脚边。“明天早上五点，

粪场集合。迟到一分钟，扣一天工分。”说完，转身走了。程志在旁边吸了口凉气。“这人，

怎么专门针对你？”我蹲下来，捡起粪勺。木柄已经裂了一道缝，用铁丝缠着，

一看就是最破的那把。我没说话。我知道他为什么针对我。我报到的时候填了一张表，

家庭成员那一栏，我写了爷爷的名字——宋长河。我没写他的职务，

但公社的人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表情很微妙。他们没说什么。但消息传到赵大队长耳朵里，

大概就变了味。晚上，知青们挤在大通铺上。被褥是自己带的，褥子底下垫的是稻草。

程志躺在我旁边，翻来覆去睡不着。“明远，你说咱们得在这儿待几年？”“不知道。

”“我听说有人待了七八年都没回去。”我没接话。程志叹了口气，不说了。

我把手伸进挎包，摸到了那封信。信封很厚，牛皮纸的，上面没写字。

爷爷塞给我的时候说：“到了地方，别逞能，别惹事。实在扛不住了，

把信交给当地管事的人。”我问他信里写什么。他说：“你不需要知道。”我把信塞回去，

翻了个身。窗外风声很大，像有人在哭。2、第二天凌晨四点半，我就醒了。

通铺上其他人还在睡，只有我和另外两个三组的知青摸黑穿衣服。外面天还没亮，

地上结了一层霜。粪场在村子东头，离住的地方走路要二十分钟。我到的时候，

赵大队长已经站在那儿了。他身边站着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膀大腰圆，

一看就是干惯了农活的。“这是三组的组长，老孙。”赵大队长指了指他，

“你们以后听他的。”老孙上下打量了我们一眼，也没说什么客气话。“粪桶在那边，

一人一副。挑到二里外的梯田，倒完了再回来挑。一天八趟，少一趟扣半天工分。”八趟。

二里路。一副粪桶起码有六七十斤。我看了看另外两个知青的脸色，都白了。

“还愣着干什么？”老孙催了一声。我走过去，挑起粪桶。扁担压在肩膀上，疼得像刀割。

第一趟，我走到半路就差点摔了。粪水从桶里晃出来，溅了我一裤腿。老孙在后面看着，

没吭声。赵大队长也在看。他站在路边，手里端着一个搪瓷缸子，里面冒着热气，像是喝茶。

我咬着牙，把粪桶挑到了梯田。倒完的时候，肩膀已经红了一片。往回走的路上，

赵大队长拦住了我。“宋明远。”“赵大队长。”“你爷爷是干什么的？”我心里一紧，

但脸上没露出来。“退休工人。”“退休工人？”他重复了一遍，语气里有明显的不信，

“退休工人的孙子，报到表上家庭成员那一栏，公社的人看了会变脸色？”我没接话。

他往前走了一步，压低了声音。“我当了十二年大队长，什么人没见过。你要是老老实实的，

我不为难你。你要是藏着掖着——”他没说完，但意思很清楚。“我没什么好藏的。”我说。

他看了我几秒，没再说话，转身走了。第二趟粪桶，比第一趟还重。中午歇工的时候，

程志端着碗找到我。他不在三组，分在一组，活比我们轻不少。“你肩膀怎么了？

”他看到我卷起袖子擦汗，露出肩头的红印子。“挑粪磨的。”他皱了皱眉，

从兜里掏出一小瓶万金油。“我妈给我带的，你先擦着。”我接过来，没客气。

“赵大队长一直盯着你看，”程志压低声音，“我听一组的老乡说，赵大队长以前是当兵的，

六零年退伍回来当的大队长。在队上说一不二，脾气大得很。”“当过兵？”“嗯。

听说在部队待过几年，不知道什么原因回来了。”我心里记下了这个信息。下午继续挑粪。

第五趟的时候，我脚底一滑，整个人连着粪桶一起摔在田埂上。粪水泼了我一身。

后面几个社员看到了，有人笑出了声。老孙走过来，蹲下看了我一眼。“还能起来不？

”“能。”我从地上爬起来，腿在抖，但我站住了。老孙的眼神里多了一点什么，

说不上是同情还是意外。“歇一会儿吧。”他说。我摇头，重新挑起粪桶。那天晚上，

我躺在床上，浑身疼得像散了架。肩膀肿了，手上磨出三个水泡。程志帮我挑了水泡，

嘶嘶地替我疼。“你说赵大队长为什么要这么整你？就因为你爷爷的名字？”“可能吧。

”“你爷爷到底是谁啊？”我没回答。我爷爷叫宋长河。他确实不是退休工人。

但他让我别说，我就不说。3、挑粪挑到第五天，我摸清了规律。

赵大队长每天早上来看一次，下午来看一次，每次都会在我旁边多站一会儿。他不说话，

就看着。像是在等我认输。可我没认。第六天，出事了。早上挑第二趟的时候，

我发现粪桶的绳子断了一根。我检查过，昨天收工的时候绳子还是好的。“老孙，

”我把粪桶放下，指着断绳，“这个是不是该换了？”老孙走过来看了一眼，脸色变了。

“谁动了你的桶？”“不知道。”他蹲下来仔细看了看断口。“这不是磨断的，是割的。

”我没说话。老孙站起来，四下看了看，声音压得很低。“你得罪什么人了？

”“我刚来不到一个礼拜，能得罪谁？”老孙的嘴张了张，最后什么也没说，

给我换了一副新绳子。但从那天起，他对我的态度明显不一样了。歇工的时候会给我倒碗水，

干活的时候会提醒我哪块路滑。不是热情，是一种很克制的善意。第七天，

赵大队长找上了我。不是在粪场，是在吃晚饭的时候。

知青食堂就是大队部旁边的一间土房子，一口大锅，煮的红薯稀饭，配一碟咸菜。

我正低头吃饭，他走进来，直接坐到我对面。“宋明远，我问你个事。”“您说。

”“你爷爷是不是在部队待过？”饭碗差点没端住。但我控制住了。

“我爷爷年轻的时候参加过抗美援朝，回来就到工厂上班了。”这话不算撒谎。

爷爷确实参加过抗美援朝，只不过他不是普通兵。赵大队长的眼睛眯了起来。“抗美援朝？

哪个部队？”“他没怎么跟我提过。”“没提过？”赵大队长往前探了探身子，

“你爷爷的名字叫宋长河，参加过抗美援朝，你跟我说他没跟你提过？

”食堂里其他知青都不吃了，偷偷看着我们。“赵大队长，”我把碗放下，

“您到底想问什么？”他盯着我看了好几秒。“我想知道，

你是不是走了什么关系才分到我们红旗大队来的。”我差点笑出来。走关系？

我要是能走关系，至于来这个鬼地方？“红旗大队是我们公社条件最差的大队，”我说，

“您觉得谁会走关系来这儿？”赵大队长没料到我这么回答，一时之间竟说不上话。

旁边的程志闷着头使劲扒饭，肩膀一抖一抖的，在憋笑。赵大队长的脸黑了一瞬，

但很快又恢复了那副威严的表情。“行，我看着你。”他起身走了。门在他身后摔上的声音，

比外面的北风还响。4、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挑粪挑了整整一个月。

肩膀上的茧子磨了破、破了又磨，最后变成了一层硬皮。程志说我瘦了一大圈，

脸上的城里白已经晒成了庄稼色。但我没抱怨过一句。

赵大队长似乎被我这股子闷劲给弄得不太舒服。他大概预想着我撑不过三天就会哭着求饶，

结果一个月过去了，我连眉头都没皱一下。“你小子，”有一回他从我身边路过，

忽然冒出来这么一句，“倒是有股子轴劲。”我不知道这算夸还是骂，没接话。他也没再说。

一个月后，三组的活换了。不挑粪了，改挖渠。冬天挖渠，地冻得跟铁板一样，一镐头下去，

手震得发麻，地上只留一个白点。老孙站在渠边指挥，赵大队长偶尔过来转一圈。

但他看我的次数越来越少了。我以为事情会这样平淡下去。直到那天晚上。那天我收工回来，

路过大队部，听到里面有人说话。声音很大，像是在争执。“赵德厚！

你凭什么扣我们三组的口粮！”是老孙的声音。“组里任务没完成，扣口粮是规矩。

”赵大队长的声音，不紧不慢。“任务没完成？你定的指标比一组二组多三成！谁能完成？

”“那是你们能力不行。”“你少跟我打官腔！”老孙的声音拔高了，

“你把最差的地、最重的活全甩给三组，指标还定最高，谁不知道你是在整人？

”屋里安静了一秒。赵大队长的声音变冷了。“老孙，你这话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你心里清楚。自打宋明远分到三组，你就没安过好心。一个刚来的知青娃，

你至于吗？”“你——”“我知道你是在防着什么。怕人家背景硬，将来翻身对你不利。

可你这么干，良心过得去吗？”一阵沉默。我站在门外，手攥成了拳头。

然后我听到赵大队长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但我听得清清楚楚。“老孙，你不了解这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