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叫周远，今年三十四岁，是仁济医院急诊科的主治医师。
我在急诊干了八年，见过的死人比大多数人见过的活人还多。心脏骤停的，车祸重伤的，跳楼的，割腕的，喝农药的，脑溢血的，心梗的，猝死的——每天都有新的死人，每天都有新的抢救。我已经麻木了。死个人对我来说，就像餐馆服务员端走一个空盘子，没有任何感觉。
但十三号病床不一样。
十三号病床在急诊抢救室最靠里的位置，挨着后门。后门出去是一条三十米长的走廊，走廊尽头是通往太平间的专用电梯。所以十三号床有个外号，叫“最后一站”——躺上这张床的人，十个有九个最后都是从后门推出去的。
我来急诊八年，十三号床死过多少人，我数不清。有时候一晚上死两个，有时候连着几天空着，但最多的时候，一周死了五个。护士们私下说，十三号床是“催命床”，谁躺上去谁倒霉。我不信这个，床位就是床位，死人多是因为它靠后，送来的重病号都往那儿放，仅此而已。
但有一个死在十三号床上的人，我记得特别清楚。
她叫秦芳，三十六岁，乳腺癌晚期。
那是三年前的冬天，十二月二十三号，离圣诞节还有两天。那天晚上我值夜班，外面下着小雪，急诊室没什么人，我靠在护士站的椅子上看手机。十一点四十，救护车的警笛声划破夜空。
“车祸？”我放下手机站起来。
担架工推着平车冲进来，轮子在地砖上发出刺耳的摩擦声。车上躺着一个女人，很瘦，脸色蜡黄，眼睛闭着，嘴角有白沫。
“不是车祸。”跟车的急救员说，“家属报的120，说病人不行了。我们到的时候就这样，心跳微弱，血压测不出。”
家属跟在后面跑进来，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穿着皱巴巴的羽绒服，头发乱糟糟的，眼睛红肿，说话带着哭腔：“医生，救救我老婆，她才三十六岁……”
我看了眼心电监护——心率三十八，血氧七十，血压60/40。再翻翻她的眼皮，瞳孔已经散大了。
“什么病？”
“乳腺癌。”男人的声音在发抖，“晚期，医生说……医生说没几个月了，但没想到这么快……”
我翻开她的衣服看了一眼——整个右胸都是溃烂的，纱布粘在上面，有脓血渗出来。癌细胞全身扩散，多处器官衰竭，这种情况，神仙来了也救不了。
“推进抢救室。”我还是说。
不是因为能救活，是因为家属在旁边。有些抢救是做给活人看的。
她被放在十三号床上。护士们手脚麻利地给她上心电监护，建立静脉通道，抽血，打强心针。我站在床边，看着监护仪上那条越来越弱的心跳曲线。
心肺复苏做了两轮。除颤仪充了两次电。肾上腺素推了三支。
没用。
凌晨两点十七分，心电监护变成一条直线。
我看了看表，宣布临床死亡时间：02:17。
男人冲进来，趴在床边嚎啕大哭。他抓着她的手，一遍遍喊她的名字，喊得撕心裂肺。护士们站在旁边，不知道该劝还是该走。我站在床尾，看着他哭，没有任何感觉。这种事我见多了，哭完就完了，明天该干嘛干嘛。
但秦芳死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
她的眼睛没有闭上。
不是那种半睁半闭的状态，是睁得很大，眼珠往上翻，露出大片眼白，死死地盯着天花板。护士小周伸手帮她合上，一松手，眼睛又睁开了。再合，再睁开。试了三次，都一样。
“周医生？”小周看着我，有点慌。
我走过去看了看。死者的眼皮肌肉松弛，合不上也正常。但连着三次都弹开，确实少见。
“可能是肌肉痉挛。”我说，“等会儿送太平间，放一晚上就好了。”
小周点点头，用胶布把她的眼皮贴住。然后用白布盖住她的脸，推到一边，等着殡仪馆的人来拉。
秦芳的尸体被推走后，十三号床空了出来。护士换上新的床单，消毒，喷空气清新剂，然后拉上帘子，等着下一个躺上去的人。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梦里我站在急诊室走廊里，灯全灭着，只有十三号床的方向亮着一盏惨白的灯。秦芳躺在上面，眼睛睁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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