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被同一个人举报5次，最后一次警察带走的是举报人

第五次了。我站在店门口，看着那辆警车停在路边。旁边商户的门帘掀开了一角，又放下了。

对面水果店的老板娘探出头看了我一眼，赶紧缩回去。三个月前第一次被查的时候，

我手都在发抖。现在不抖了。我在围裙上擦了擦手，把灶上的火关了。锅里的酸菜鱼刚起锅，

香味飘了一条街。小孙警官从车上下来，表情很为难。“赵姐，又有人举报……”“我知道。

”我从收银台下面拿出一个牛皮纸袋。很厚。“这次，麻烦你们多带一副手铐。

”小孙愣住了。1.小孙看着我手里的牛皮纸袋，没接。“赵姐，你这是……”“五次了，

小孙警官。”我把纸袋放在收银台上，拍了拍，

“食品安全、消防隐患、噪音扰民、偷税漏税，今天这次是什么？非法经营？”他没说话。

我笑了一下。“每次你们来，我都配合。

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消防验收单、税务报表——你们要什么我给什么，查完了，没问题。

对吧？”小孙点了点头。“五次，同一个人举报的。”我拍了拍那个牛皮纸袋，

“证据都在这里。监控录像、通话时间比对、三个证人的书面证词，还有一段录音。

”“什么录音？”“举报人在菜市场跟人炫耀自己举报了我五次的录音。

”小孙看了我好几秒。“赵姐，你知道举报人是谁？”我看着他。“我前婆婆。

”后厨飘来酸菜鱼的味道。隔壁打印店的老板又掀了一下门帘。小孙接过牛皮纸袋，

翻了翻里面的东西。他的表情变了。“赵姐，这些……你收集了多久？”“三个月。

”我解下围裙，叠好，放在柜台上。“从第一次被举报开始。”小孙合上纸袋。

“我需要把这些带回所里。”“带吧。”“你也得跟我走一趟，做个笔录。”“行。

”我转身关了店门，挂上“暂停营业”的牌子。挂牌子的时候，我的手没抖。三个月前，

不是这样的。三个月前——2.三个月前的那个上午，我正在后厨切葱花。店开了七个月。

不大，四十平米，六张桌子。门头上写着“淑芬家常菜”，红底白字，

是我自己去广告店做的，花了三百二。那天中午翻台翻了两轮，

算是开业以来生意最好的一天。我正高兴着，门口进来两个穿制服的人。“市场监管局的，

有人举报你这里食品安全不达标，我们来检查一下。”前面六张桌子坐了四桌客人。

所有人的筷子都停了。一个带孩子的妈妈第一个站起来，把孩子碗里的饭倒进了垃圾桶。

“后厨可以看看吗？”“可以。”我带他们进了后厨。

他们查了冰箱、查了灶台、查了砧板、查了下水道、查了调料保质期。我站在旁边，

手攥着围裙角，一句话不敢说。二十分钟。他们出来了。“没有问题。证照齐全，

后厨卫生达标。”他们走了。我回到前面。六张桌子，空了五张。

剩下那一桌是老张头——退休的老师傅，住附近，每天中午来吃一碗面。他看了我一眼，

没说话，把面吃完了，放了钱，也走了。那天下午没有一个客人。我把中午剩的菜热了热，

自己吃了。筷子夹了三次，夹不住。手在发抖。晚上我给闺蜜王建红打电话。“红姐，

有人举报我。”“谁举报你？你干嘛了？”“我什么都没干。查了，没问题。但客人都走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你最近得罪谁了？”我想了半天。“没有啊。”“那就是同行。

别管了，好好做生意，清者自清。”我挂了电话。清者自清。我信了。那一周生意掉了一半。

一些老客人回来了，但新客人明显少了。

我在门口贴了市场监管局的检查结果通知单——“检查合格”四个字，红戳，

贴在最显眼的地方。一周以后，生意才慢慢恢复。我以为这事过去了。二十三天后，

我才知道——这只是第一次。3.第二次是消防。两个消防的同志来了，

说有人举报“餐饮店私拉电线、灭火器过期、安全通道堵塞”。我领他们看。

电线是正规电工接的，有合同有发票。灭火器上个月刚换的，日期标签贴着。

安全通道干干净净，连个纸箱子都没放。他们拍了照，做了记录。“没有问题。”但是。

“建议你停业整改三天，做一次全面消防自查，我们三天后来复核。”“我证照齐全，

你们也说没问题了，为什么要停业？”“程序。有举报就要有整改记录。你配合一下。

”三天。我把玻璃门上的营业时间牌翻过来，换成“暂停营业”。第一天，

我在后厨把冰箱清了。那天早上刚进的十斤排骨，三条鲈鱼，两板豆腐。都是新鲜的。

排骨用不了了。我把排骨从冰箱里拿出来，装进塑料袋，拎到后面的垃圾桶旁边。倒的时候，

手顿了一下。三十八块钱一斤。十斤。三百八。加上鲈鱼、豆腐、当天买的蔬菜。五百多块。

我把袋子扔进垃圾桶，声音闷闷的。然后把第二袋也扔了。第三袋。第四袋。没有人看见。

后厨的灯管嗡嗡响。我坐在备餐台旁边的塑料凳子上，看着空荡荡的操作台。

七个月前这里还是毛坯。水电是我自己找人接的，墙砖是我一块一块看着师傅贴的，

灶台的高度我量了三次——我个子矮，太高了颠锅够不到。我在塑料凳上坐了很久。

没想什么。就是坐着。第二天，我把后厨每个角落都重新擦了一遍。其实本来就干净，

但我没有别的事做。第三天，消防来复核了，合格。我重新进了一批菜，又花了六百多。

停业三天，损失多少？房租按天算，三天大概是一千五。食材损耗五百多。

这三天本来能卖的营业额，保守估计三千。加上重新进货的成本。五千块。对有些人来说，

五千块不算什么。对我来说，是一个月一半的利润。我没跟任何人说这笔账。说了也没用。

结婚那十年，我在李家也算过很多次账。不是生意的账。是付出的账。

那十年我没上过一天班。陈金花说得明白：“大伟在外面挣钱，你在家照顾家里。分工。

”分工。大伟每个月工资八千，交给陈金花五千，留三千自己花。我呢？

饭、洗衣、拖地、接送孩子、照顾陈金花的老腰、逢年过节张罗一大家子的饭——工资是零。

不对，不是零。陈金花每个月从大伟给她的五千里，拿出一千二给我当“生活费”。一千二。

买菜、买孩子的东西、买全家的日用品。剩下的才是我的。从来没剩下过。离婚的时候，

陈金花指着我的鼻子说：“你在我们李家白吃白住十年，还要分我儿子的钱？”白吃白住。

十年。我没有吭声。律师替我说了。共同财产分割，我分到了十二万，

加上我婚前自己攒的八万。二十万。开这个店用了十七万。剩下三万，

是我和女儿小雨的全部家当。陈金花逢人就说：“她拿了我儿子的钱跑了。”十年的账，

她一笔都不认。但那都是以前的事了。我以为离了婚就干净了。

我以为开了自己的店就自由了。我以为第一次举报只是意外。第二次举报让我开始不确定了。

两次举报，间隔二十三天。第一次食品安全，第二次消防。像是有人在轮着来。

但我没有证据。只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有人在盯着我。

4.第三次举报发生在第二次之后第十九天。这次是噪音。有人向12345投诉，

说翠园路23号餐饮店排油烟机噪音严重超标，影响周边居民休息。城管来了。

拿着噪音检测仪在排烟口外面测了二十分钟。结果：达标。城管走了。

但传言比检测结果跑得快。隔壁打印店的老板老何，以前每天中午在我这吃饭。

第三次举报以后，他不来了。在门口碰见我，打个招呼就走，眼神躲着。

第三天我去他店里打印菜单，他犹豫了一下，说了句：“淑芬，你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

”我说：“没有。”他低头弄打印机，不看我。“被查了三次了，你自己想想。

大家做生意的，都怕被连累。”我没接话。拿了菜单，付了钱，走了。

对面水果店的嫂子更直接。以前我俩经常互相搭把手——她忙的时候我帮她看一眼摊子，

我忙的时候她帮我签个快递。第三次举报以后，她不搭话了。有一次我路过她摊子，

叫了她一声。她说：“哎，淑芬啊……最近忙，改天聊。”然后转身去码水果了。码了半天，

那箱苹果本来就是码好的。我站在那看了两秒。回了店里。那天晚上打烊以后，

我一个人坐在店里对账。这个月亏了。三次举报，加上停业三天，加上客人流失，

这个月倒亏两千三。房租六号要交。女儿的补习费十五号要交。我拿计算器按了三遍。

每一遍都是亏。王建红来电话了。“怎么样？最近还被查吗？”“第三次了。”“啊？

什么被查的？”“噪音。”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淑芬……我跟你说个事，你别生气啊。

”“你说。”“要不你别干了？换个地方重新开。可能这条街风水不好，

或者你真的得罪了谁。你一个人又带孩子又开店，身体也扛不住……”“红姐。”“嗯？

”“我开这个店花了十七万。”沉默。“我知道。我就是说……你也别死磕这一个地方，

身体要紧……”“我全部家当就这些了。”又沉默了。“那你自己注意点。有什么事叫我。

”“嗯。”挂了。我把计算器放回抽屉。然后擦了擦桌子，拖了地，洗了锅，关了灯。

走到门口，摸到开关的时候，手在门框上停了一下。今天是这个店开业一周年。没有人记得。

我自己也是关了灯以后才想起来的。站在黑暗里，我去冰箱拿了一瓶可乐。打开，

给自己倒了一杯。举了一下。没有人碰杯。喝了一口，又放回去了。关门，锁门，走了。

到家的时候，女儿小雨已经睡了。她才九岁，每天放学自己坐公交回家，自己热饭，

自己写作业。我站在她房间门口看了一会儿。她的书包挂在椅子上，拉链没拉好，

露出半截课本。我轻轻走过去，把拉链拉上了。然后去洗澡。

洗到一半的时候我把水开到最大。不是为了洗干净。是不想让小雨听见。

那天夜里我做了一个决定——不能再这样被动挨打了。我得知道，到底是谁在搞我。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附近一家监控设备店。买了一个小型摄像头，对着店门口方向，

能看到门前二十米的范围。以前觉得没必要。现在觉得，很有必要。

5.摄像头装好的第十一天，第四次举报来了。这次是税务。税务局的人打电话来，

说接到群众举报，反映翠园路23号赵淑芬家常菜存在偷税漏税行为。要求配合检查。

我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把从开业到现在的每一张发票、每一笔流水、每一份纳税凭证，

全部打印出来，摆在桌上。税务的人查了一下午。一笔一笔对。最后抬头看我。“赵老板，

你这账做得比很多大公司都规矩。”“谢谢。”“没有问题，可以正常经营。

”但是在他们走之前，我问了一句。“能告诉我，举报是通过什么渠道来的吗？

”“12345热线。匿名。”“前面三次也是12345？”他看了我一眼。

“这个我不清楚，你可以去了解一下。”他走了。我站在店门口，看着他们的车开走。

然后我回到柜台，打开手机，把之前四次举报的信息全部拉出来——第一次，食品安全。

市场监管局来的。第二次，消防隐患。消防大队来的。第三次，噪音扰民。城管来的。

第四次，偷税漏税。税务局来的。四次举报，四个不同的部门。如果是同行嫉妒，

一般就盯着一个方向反复投诉。这个人不是。这个人在换着部门来。

食品、消防、噪音、税务——像是在翻着字典找，看哪个部门能把我搞倒。

而且每一次举报的内容都很“专业”。第一次说的是“后厨使用过期调料，

砧板生熟不分”——不是随便说的，是知道检查重点的人才能编出来的。

第二次说的是“私拉电线，灭火器过期”——这个人知道我店里有灭火器，但赌我没换。

第三次说的是“排油烟机噪音超标”——这个人来过我店附近，知道我的排烟口朝哪个方向。

第四次说的是“偷税漏税”——这个人知道我是个小店，赌我税务上不规范。四次。

这个人了解我的店，了解小餐饮的检查痛点，了解该往哪个部门投诉最有杀伤力。

这不是随便一个路人。这是一个认识我，或者认识我的店的人。那天晚上打烊以后，

我调出了摄像头十一天的录像。快进。

一小时一小时的路人、外卖员、客人、送货的——第三天的画面里，一个人出现了。

她没进店。她在对面人行道上站了大概两分钟。看了一眼店门口。然后打了个电话，

打了大概四十秒。打完了，走了。走路的姿势我认识。左脚有点拖。两年前摔过一次，

那次还是我带她去的医院。我把画面放大。模糊，但能看清轮廓。五十多岁的女人。

烫的卷发，穿深色外套，右手提着菜市场的红色塑料袋。我把画面暂停在她转头的那一瞬间。

侧脸。我看了三遍。然后把手机放在桌上。坐了很久。陈金花。我前婆婆。

那天夜里我给李大伟打了一个电话。“你妈是不是在举报我？”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

“什么？你说什么？”“我开店以来被举报了四次。食品安全、消防、噪音、税务。

四个不同的部门。每次都查不出问题。”“那跟我妈有什么关系？

”“你妈三天前出现在我店门口，站了两分钟，打了个电话。第二天我就被税务查了。

”沉默。“淑芬，你别什么事都往我妈身上扯。我妈路过你店怎么了？

那条街她平时也去买菜。”“四次了，大伟。四次。”“我管不了我妈。再说了，

就算是她举报的，你店里没问题不就行了？查了也是清白的嘛。”查了也是清白的。嘛。

那个“嘛”字，轻得像一片羽毛。落在我身上像一块石头。他不觉得这是事儿。

他觉得“查了没问题”就没事了。

、五千多块的损失、周围邻居的疏远、一个人半夜在空店里对着账本——查了也是清白的嘛。

“大伟，你跟你妈说一声，别再举报了。我不想把事情闹大。

”“我说了你别什么事都赖我妈。你自己做生意得罪人了吧？”我挂了电话。

躺在床上看天花板。离婚的时候我以为一刀两断了。不是的。有些人，

不是你离了婚就能离干净的。6.确认是陈金花以后，我没有马上行动。我需要更多的证据。

一段模糊的监控录像不够。我开始回忆。

四次举报的内容——每一次都精准地戳在小餐饮的检查要害上。

但陈金花是个在菜市场卖干货的五十八岁女人，她怎么知道该往哪个部门投诉？

“后厨使用过期调料”——这个说法，像是听谁说过类似的案例才编出来的。

“灭火器过期”——她怎么知道我有灭火器但不确定我有没有换？答案只有一个。

有人在给她提供信息。第四次举报之后第五天。我去幼儿园接小雨的路上，路过菜市场，

远远看到陈金花的干货摊。她没看见我。她在跟旁边卖豆腐的一个嫂子聊天。声音不大，

但菜市场的嘈杂里，她的声音有一种特别的穿透力。我绕到旁边一个摊位后面，掏出手机，

按下了录音。“……她那个破店迟早得关。我跟你说，我已经举报了四回了。”“四回了？

有用吗？”“她命硬，每次都过了。但是我告诉你，她撑不了多久。

每查一次她就少一拨客人。我就耗着她。”“你也真是的，她都跟你儿子离了，你还管她？

”“离了婚也不行！那个店的钱是我儿子的！

她拿了我儿子十二万开的店——那是我们李家的钱！”十二万。我握着手机的手稳稳的。

不是十二万。十二万是共同财产分割我应得的部分。

另外八万是我婚前自己的积蓄——当年我爸生病住院，我在服装厂打工攒的钱，

陈金花一分都不知道。但在她嘴里，全是“我儿子的钱”。

那个卖豆腐的嫂子又问了一句：“那你怎么知道该告什么啊？食品安全消防那些你又不懂。

”陈金花笑了。“大伟告诉我的啊。他说小饭馆最怕查的就那几样。

他帮我查了12345怎么打，一项一项教我的。”我按下了录音停止键。大伟教她的。

一项一项教的。那天晚上小雨睡了以后，我一个人坐在客厅里。大伟教她的。

我想起十几天前他在电话里说的：“你别什么事都赖我妈。”“我管不了我妈。

”“你自己做生意得罪人了吧？”每一句话，现在回想起来，都有了不同的意思。

他不是“管不了”。他是主谋。他不是“不知道”。

他是那个告诉陈金花“该举报什么”的人。为什么？离婚的时候明明是他出轨在先。

法院判的，共同财产分割，我拿十二万，他拿十二万，女儿跟我。他签了字的。律师在场的。

为什么还要搞我？第二天我约了王建红出来喝奶茶。把录音放给她听了。她听完脸都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