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冰柜不放尸体，放花。
粉白桔梗、淡紫鸢尾、细碎洋甘菊——都是客户留下的，陪宠物走完最后一程的花。
我总在火化结束后，独自打开告别室的门，把那些还鲜灵的花一枝枝抽出来，剪去浸水的茎部，用软布擦净花瓣上的泪痕，然后小心地铺进冷藏柜的抽屉里，像在收藏一季又一季来不及绽放的春天。
丈夫周屿总说这习惯诡异：“苏绫，你是开宠物殡葬，不是开花店。
这东西放这儿，客户看了会觉得……诡异。”
我没辩解。
有些事说不清。
比如为什么看着那些渐冻的花瓣，我会想起龙宫里千年不化的珊瑚；比如为什么每次触摸动物尚有余温的遗体，心口那枚从不离身的白玉佩会微微发烫，像一颗小心脏在衣襟下苏醒。
那枚玉佩是我七岁那年，外公从老家阁楼的樟木箱底翻出来给我的。
“你妈妈小时候戴过，”外公把系着新编红绳的玉佩挂在我脖子上，“她说这玉凉，夏天贴着舒服。
你戴着，也算有个念想。”
可我触到的第一感觉不是凉，是温，像把一小片晒暖的鹅卵石贴在胸口。
当天夜里，我就做了那个梦——第一个“他”的梦。
民国背景，我是学堂女学生，他是留洋归来的先生，眼神清亮，站在讲台上讲新诗，无名指上却有一圈淡淡的戒痕。
梦里的心碎如此真切，我哭醒时枕头湿了一片，玉佩在黑暗中发出朦胧的微光。
那年我七岁，尚不懂情爱，却己经尝到了求不得的滋味。
从那时起，这梦就像设定好的轮回闹钟，每隔一段时间必来造访。
朝代、身份、场景变幻莫测，有时是古战场上的女将与被和亲捆绑的君王，有时是修真世界里的小师妹与己有道侣的师兄，有时只是办公室格子间里，我与他之间隔着百叶窗和一段无法逾越的职场伦理。
唯一不变的是核心剧情：我爱他，他眼中也有我，但我们之间永远隔着一个人、一纸婚约、一段宿命。
而我永远是沉默退场的那一个，在梦的尽头独自吞咽心臟被撕扯的钝痛，然后从窒息般的悲伤中惊醒，满脸冰凉的泪。
二十岁那年，我偷偷找过一位据说很灵的占卜师。
那位老太太摩挲着我的玉佩良久，浑浊的眼睛盯着我：“姑娘，这玉里睡着很旧的东西。
它让你看见，是因为你欠了债，情债。”
她摇头，“还不完的，每一世都还一点，还到……哎，说不清。”
我付了钱，再也没去找过任何人解释。
有些枷锁，戴久了就成了身体的一部分。
玉佩烫的时候，能照见一些东西：一只金毛犬弥留时最后的梦，是幼年和主人奔跑的草坡。
一只老猫心里藏着一句没来得及的“谢谢”。
一只被车撞的流浪小白狗，灵魂轻得像片羽毛，它说：“不疼了。”
这些“看见”，我没告诉任何人。
这些无声的告白、未尽的思念、释然的告别，像露水渗进土壤，悄然滋养着某种我自己都未曾察觉的感知。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周屿——我的第二任丈夫。
当然，更不会告诉前夫陈默，我十八岁爱到二十八岁、结婚三年、离婚十二年的初恋。
有些感知一旦说出口，就会变成他人眼中的“怪异”或“压力”，而我己疲于在亲密关系里扮演一个“正常”的妻子或母亲。
我今年西十三岁，是一家叫“归途”的宠物殡葬工作室的老板。
有一个十二岁的女儿笑笑（随前夫姓陈），一个六岁的儿子乐乐。
二婚十三年，摇摇欲坠。
人生卡在“好像什么都经历过，又好像什么都没抓住”的缝隙里。
首到那个穿靛蓝长裙的女人，抱着一只死去的蝴蝶，推开了“归途”的门。
而我的玉佩，在那一刻，烫得像要烙进我的骨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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